对话郑永年：产能过剩？西方“恐惧”的，正是我们的优势

西方“恐惧”的，往往就是我们的优势

 长安街知事：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更甚，这种“乱局”是暂时的失序，还是国际秩序正在孕育新的平衡？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郑永年：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就意识到世界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需要再平衡。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再平衡还未实现？从人类历史来看，是因为既得利益太强大，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利益，也没有其他办法解决问题，往往就导致暴力，无论是内部的革命还是外部的战争，都是暴力的结果。

国际秩序也是如此。旧秩序解体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对旧秩序的解体不必过于惊讶，这在历史长河中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新的秩序也在成长。

不能光看到搞破坏的，还要看到有人还在搞建设。正因为大家觉得和平重要，而旧秩序已经不能维持和平，我们才有动力去追求能建立和平的新制度体系。这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负有巨大的责任，同时也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尤其需要思考的是，中国以什么方式来重塑世界？

西方早期塑造世界的方式就是殖民主义，中国不会走西方的老路。中国强调和平发展，我们不搞“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不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别人。

中国应该走什么路线？我认为要从我们的优势出发，中国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产能。西方最恐惧的所谓“中国产能”，实际上是中国和平改变世界的力量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开源”。西方以前塑造世界的方式，我把它称为“闭源”和“抽梯子”的理论——它自己发展起来了，就把梯子抽掉，不让人家发展。而中国是“伸梯子”——我自己发展起来了，我不仅不抽掉梯子，还把梯子伸出去，鼓励大家也一起发展。例如我们推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就是为那些发展中国家构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长安街知事：

您在《变局与定力》一书中提到，中国可以通过“单边开放”来同时实现内外部目标。但在当前“安全优先”的全球氛围下，很多国家都在收紧。为什么世界越是封闭，中国越要开放？

 郑永年：

我们提出“单边开放”，是因为内外部环境具备了单边开放的条件。纵观全球，地区冲突不断，那些战火纷飞的地方，对资本来说都有巨大不确定性。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为资本提供了确定性。

中国对越来越多国家实行签证免签政策，欢迎国际游客来华，推动了旅游业发展。中国还采取包括允许外资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全外资企业、外资制造业准入、电信开放等举措。

单边开放是中国同时实现内外部目标的最有效方法。从内部来看，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而单边开放有助于在国际层面吸引生产要素；此外，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国与国之间的协商谈判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单边开放是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地缘政治两极化的有效方法。

从外部看，单边开放是中国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产阶层也在不断成长。中国多层次的消费群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进博会、广交会等推动了许多双边甚至多边的贸易投资活动。

要注意的是，单边开放是有条件的。我们需要的是自主的单边开放，即自己决定开放哪些领域。应当看到，像拉美一些国家也一直在开放、从未封闭过，但却收效甚微，很大原因是这种开放是“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开放”，因而它们没能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要关注开放中存在的风险问题。

 长安街知事：

多年来，西方舆论场热衷于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后来衍生出的“中国产能过剩论”。您曾提到，美国发动“认知战”的目的，是让资本在做决策时选择“安全的西方”而非“不安全的中国”，这种策略奏效了吗？中国应如何打破这种认知战的围剿？

 郑永年：

我认为“中国崩溃论”已经破产了。实际上，“中国崩溃论”自身已经崩溃了好几次，但还是有人前赴后继地炒作，“中国威胁论”也是如此。

西方把它们自己的经验强加给中国，还要用西方的逻辑理解中国，这是不灵的。中国不是西方，我们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

对于产能，西方对中国一直有两条路线：要么“捧杀”，要么“棒杀”。这两条我们都要警惕。西方反对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判断，往往他们恐惧的就是我们的优势。不要因为西方说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就也跟着觉得自己产能过剩。

我们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西方鼓吹“中国威胁”、“中国崩溃”，但现在是他们自己乱了。

为什么资本反而到中国来了？资本是最敏感的，是用脚投票的。你好了就来，不好就走，对西方也是一样。企业家不是笨蛋。

不必太在意西方的这些话术，骗人骗一次两次可以，一直骗的话，人家就不相信了。

*本篇对话选自“长安街知事”，原标题为《西方“恐惧”的，往往就是我们的优势》。

以“产能过剩”为由打压，本质西方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被动应对

 中国经营报：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联通已较为成熟，后续融合发展还有哪些突破空间？

 郑永年：

过去多年，粤港澳大湾区在路桥、口岸、交通等硬件互联互通上成效显著，湾区物理壁垒基本打通。当前大湾区建设对标世界一流湾区，最大短板不在宏观规划与硬件配套，而在微观规则对接、机制衔接、人才流动细节等软性环节。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是典型代表。大湾区集聚香港顶尖高校与基础科研资源，科研实力位居全国前列，但外籍科研人才跨境流动仍存在诸多不便。目前内地居民可凭回乡证便捷通关，但香港永久居民中外籍科研人员在广深从事科研工作，仍存在不少繁琐流程。不利于湾区集聚全球高端智力，制约国际科创资源高效联动。

整体来看，大湾区宏观发展框架已十分完善，下一阶段核心任务不再是新增政策、搭建框架，而是细化落地细则、疏通微观堵点，以精细化机制改革夯实湾区一体化的根基。

 中国经营报：

香港首部五年规划即将编制，穗港澳如何错位协同、互促发展？

 郑永年：

港澳发展的核心方向，始终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关键在于找准错位分工、实现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各有资源禀赋，必须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分工体系，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

具体来看，香港拥有顶尖高校集群，基础科研、金融服务是核心长板，但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应用技术成果转化能力薄弱；珠三角9市产业体系完备、制造实力雄厚、落地转化场景丰富，恰好弥补香港产业短板。湾区可构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赋能”三驾马车有机结合，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闭环，培育新质生产力。

纵观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世界一流湾区，均依托多层次协调机构实现区域统筹。在“一国两制”独特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更需要搭建政府、企业、媒体等多元参与的常态化协同机制，统筹解决跨区域产业合作、资源调配、规则衔接难题，最大化释放湾区聚合效应。

 中国经营报：

广州发力枢纽经济，长期将形成哪些核心竞争力与发展利好？

 郑永年：

广州是千年商贸枢纽，枢纽属性是城市最核心的基因与底色。步入新时代，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必须坚持工商并举，仅靠商业流通难以稳固流量优势，唯有产业与商业协同发力，才能夯实枢纽经济长效发展根基。

广州已构建成熟的海陆空立体枢纽体系：陆路持续优化枢纽配套，白云机场着力建设枢纽中心；海洋经济则是全新增长极，核心抓手为游艇经济。广州坐拥优质水系与外海资源，游艇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

在当下经济发展中，交通流量即是消费动能、发展势能。未来应畅通穗港澳游艇自由行，逐步拓展至新加坡、印尼、马六甲海峡等远洋通航场景，激活海洋经济活力，助力广东建设海洋强省，持续强化广州国际枢纽辐射能级。

 中国经营报：

国内哪些产业已具备全球领先优势，企业如何借力实现出海突破？

 郑永年：

经过数十年追赶积累，中国产业已从“赶超经济”迈入原创领跑新阶段，多个赛道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领域优势尤为突出。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中国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业链配套全球领先，欧洲老牌汽车工业强国也需主动寻求对华合作。部分西方国家以“产能过剩”为由打压中国优势产业，本质是直面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被动应对。中国优质新型产能并非落后过剩产能，具备极强的全球适配性，必须坚定全球化布局。中国产能走出去要帮助当地发展实现共赢。

要帮助企业走出去，广州要有竞争意识，南沙可打造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第一站。当前中美博弈背景下，企业落户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存在长期不确定性。因此，新时代下，广州可以大有作为。

 中国经营报：

新《仲裁法》落地，对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有何价值？

 郑永年：

国际商事仲裁是企业出海的重要法治保障，企业出海对我们国家来说是系统性工程，法治保障只是其中一环。

甚至于说，如果企业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拉美国家已经发展到要请律师的时候，已经是too late（太迟了）。

我们看到，海外市场竞争不仅存在商业博弈，还掺杂地缘政治、本土保护、非市场化因素，风险远超国内经营。当前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已成必然趋势，是经济体迈向高质量全球化的必经之路，但出海过程中必然会与当地企业、域外资本形成竞争，遭遇各类壁垒与挑战。

因此，护航企业出海不能仅依靠法律兜底，更需要地方政府、湾区集群联动，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

*本篇对话选自中国经营网，原标题为《对话郑永年：“十五五”大湾区核心任务不是新增政策 而是细化落地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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