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沃尔特“怒斥”：美国已沦为流氓国家｜GBA编译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Rogue State: Here’s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 Do About It”，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与大多数观察人士——包括我本人——此前的预期相比，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破坏性、危害性和危险性都要大得多；而这场悲剧般无能的对伊战争，更是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如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思考：该如何应对一个愈发失控的美国。你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沙特阿拉伯、巴西、德国、印尼、尼日利亚、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领导人，你会怎么做？

这正是问题棘手之处。美国依然十分强大，尽管如今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例如方向错误的重商主义、对科学与学术界毫无理性的攻击、对各类移民赤裸裸的敌意、进一步加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浪费性的军费开支以及长期性财政赤字等等——从长远看会削弱其自身实力。然而，就眼下而言，其他国家仍不得不担心，美国的力量可能被用来伤害它们，无论这种伤害是蓄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

其次，正如我在别处已详细论述过的那样，美国如今的行事方式越来越像一个掠夺性的霸权国家，利用其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各种优势地位，对盟友和对手一并加以盘剥。这种几乎适用于所有对外关系的零和思维，表现为对大多数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深刻敌视、刻意制造的反复无常，以及一种倾向：一方面以几乎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对待其他国家领导人，另一方面却期待他们大多做出带有羞辱意味的顺从与效忠之举。随着对伊战争的余波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持续扩散，这一点也再次凸显出来：这个政府要么根本不了解其行动将如何影响其他国家，要么就是根本不在乎。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如今的美国外交政策，掌握在一批极其无能的官员手中，从总统本人往下皆是如此。国际影响力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关键前提，是其他国家相信：与自己打交道的那些人头脑清醒、信息充足，而且总体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目前而言，特朗普政府高层中还有谁配得上这样的评价吗？在我看来，一个也没有。外交政策本就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事务，没有哪个政府能事事做对；但特朗普政府几乎每周都在制造“乌龙球”，却还一再坚持自己绝不会犯错。

U.S. foreign policy is now in the hands of a remarkably incompetent set of officials, from the president on down…Conducting foreign policy is a difficult business, and no government gets everything right, but this administration commits own goals on a weekly basis while insisting that it is infallible.

更糟糕的是，即便特朗普离任，由一个立场截然不同的人接替，其中一些问题也未必容易得到纠正。美国外交政策机器的制度能力正在被不断掏空：有经验的文官体系成员陆续退休或遭到清退，其中也包括一些高级军官；而他们要么没有得到补充，要么被特朗普式的效忠者所取代。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政治体制依然处于严重极化之中，其他国家还不得不担心，美国政策钟摆只会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美国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选出了特朗普，未来也完全可能再次选出一个类似的人物。面对这样的现实，任何国家又怎能真正相信华盛顿今天作出的承诺——哪怕是在民主党总统执政之下的承诺——会是可靠的呢？

归根结底，世界其他国家未来至少三年（甚至更久）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依旧强大、很可能带有掠夺性、且极端反复无常的美国。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其他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当然，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也必须看到，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危险的掠食者；对于某些国家而言，更紧迫的威胁甚至可能就在周边。

还是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如果由你来主导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你会怎么做？

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选项。

制衡

Balancing

纵观历史，应对强大且危险国家的经典方式，就是对其进行制衡：要么依靠自身力量，要么与其他国家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制衡，或者两者并行。中俄的“无上限伙伴关系”（ no-limits partnership）、朝鲜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提供的支持、伊朗在中东扶植的代理人网络，以及据称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的情报支持，都体现了这种倾向。

一些国家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变体，即“软制衡”（soft balancing）——有意识地协调外交行动，以挫败某个强国的目标。一个经典例子是，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在2002年协同决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可能授权美国进攻伊拉克的决议。尽管这一做法未能说服布什政府放弃开战，却暴露了美国（和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也提高了其最终不得不付出的政治代价。

欧洲针对特朗普威胁要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所作出的回应，则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这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外交反应，旨在阻止一个强国采取某项不受欢迎的行动，尽管其中也带有军事层面的成分。所谓“软制衡”，似乎也正是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今年1月所设想的路径：他当时呼吁全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构建互利关系，而这种关系不应依赖一个既不可靠又带有掠夺性的美国所提供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押注，无论是“硬制衡”还是“软制衡”，针对美国力量的努力都将是软弱的、零散的，且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他们也许有可能判断正确，因为许多国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仍然不愿为对冲美国实力而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即便是“软制衡”的尝试，也同样面临巨大的集体行动难题。不过，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味迁就美国只会招致其提出更多要求，或者其他国家开始认为，与美国保持紧密伙伴关系带来的风险和负担，已经超过了其作为资产的价值。

同时，我们也不要忽视另一种形式的制衡：一些国家若担心美国可能对其发动攻击，或害怕美国已不再是可靠的保护者，便可能会试图通过获取自身的核威慑能力来增强安全保障。对美国可靠性的忧虑，已经促使法国提出要将本国核威慑更广泛地延伸至欧洲，而韩国、日本等国也再次开始认真思考是否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威慑力量。对伊战争，以及数名原本相对谨慎的伊朗领导人被清除，只会进一步增强那些人的立场——在他们看来，伊朗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当年没有效仿朝鲜，在尚有机会时全力冲刺、尽快拥核。

追随

Bandwagoning

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都认为，追随一个强大而具有掠夺性的国家“搭车”而行，风险极高，因此并不常见，但仍有一些国家会把这视为自身的最佳选项。尤其是那些弱小且脆弱的国家，可能会得出结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靠拢，并寄望于最好的结果；而那些希望借助美国支持来推进自身修正主义目标的国家，也会乐于搭上这班车。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较小的波斯湾国家，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明显例子。这个类别还包括一些右翼领导人，如匈牙利的欧尔班（Viktor Orban）、阿根廷的米莱（Javier Milei）、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以及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他们将特朗普视为一位具有声望和个人魅力的人物，认为他与自己一样，都对自由民主以及许多全球规范抱有反感。包括特朗普在内，这些领导人都曾公开支持欧尔班在匈牙利艰难推进的连任竞选，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追随一个反复无常且带有掠夺性的美国，同样并非没有风险。首先，伊朗战争之类的政策惨败、美国经济表现疲弱，以及特朗普支持率跌入负值区间，正在损害“MAGA”这一政治品牌的吸引力，也可能使外国民粹主义者与美国保持密切关联所能获得的政治收益下降。

此外，这些领导人的民意支持，大多建立在将自己塑造成坚定民族主义者的形象之上；而这种定位，与长期对一个掠夺性外国强权表现出顺从并不相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作为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事实领袖的勒庞，近几个月来已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远离”特朗普。

政治操纵

Political Manipulation

那些选择继续与美国保持紧密对齐、并希望借助美国力量推进自身目标的国家，将会加倍努力，试图把美国外交政策引向自己所偏好的方向。

内塔尼亚胡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些关键组织，帮助说服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最新的战争；而据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也在力促特朗普投入地面部队。几乎可以肯定，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将继续游说白宫和国会，确保武器供应源源不断；同时，只要特朗普仍在位，人们也完全可以预期，更多更露骨的权力寻租与利益输送将持续上演——比如为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或特朗普集团安排新的商业交易之类。不过，对这些国家而言，对伊战争同样蕴含风险：这场战争越是被视为一场“替他人而战”的战争，一旦战局不利，所引发的反噬风险就越大。

多元化与去风险化

Diversifying and De-risking

当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时，明智之举就是降低对它的依赖，即便这样做会付出一定代价。这一趋势自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实施“对等关税”以来已表现得相当明显。此后，美国的贸易伙伴纷纷加紧行动，通过彼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拿大已经缓和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与印尼、印度达成了新的贸易安排；欧盟也同样与印度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推进了类似合作。

拖延或“就是不答应”

Balking or “Just Say No”

任何为人父母者都知道，有时候，即便是非常弱小的一方，也可能通过顽固地拒绝配合对方要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提是他们赌定，强势一方要么缺乏强制执行的意志，要么没有足够耐心去逼其就范。比如，当特朗普要求美国的北约盟友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时，这些盟友就没有买账：原因在于，他们在战争爆发前根本未被征询意见，也没有多少理由替特朗普收拾他自己制造的烂摊子，而且他们大概也希望，这场惨败能让华盛顿吸取一堂急需的教训。

另一种做法则是，国家表面上假装同意某项要求，但随后在执行上故意拖拖拉拉，宣布出现意料之外的复杂情况，让外界更难核实其是否履约，并尽可能把局面搅浑。这一策略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它既避免了与华盛顿公开摊牌，也避免了承担完全照办所带来的全部代价。

过去，其他国家也曾对美国使用过这种策略。北约国家一再承诺增加国防开支，却总是一次次未能达标；又如以色列曾承诺拆除部分定居点，但执行速度尽可能放慢，同时又在此期间修建新的定居点加以替代。据报道，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试图确认，中国是否兑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所作出的经济承诺（我敢打赌，并没有）。

世界之庞大、繁忙而复杂，即使像美国这样极其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追踪其他国家过去曾答应做什么，并逐一判断它们是否真正履行了承诺。

让美国声名狼藉

Make the United States Look Bad

硬实力（hard power）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货币，但一个强国若被视为总体上有德、相对诚实可靠，并且至少在某些时候确实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它同样会从中获益。我的已故同事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这种品质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当其他国家觉得一个国家具有吸引力，而且大体上是善意的，这个国家就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美国的对手将不遗余力地损害其形象，把它描绘成一个自私、好战、危险的国家——一个应当被拒斥、而非被赞赏和效仿的样板。这一策略的一个衍生做法——中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就是尽量置身事外，任由美国继续跌跌撞撞。正如拿破仑所言：当你的敌人在犯错时，千万不要打断它。

而特朗普政府，简直是在让这一切变得轻而易举。仅凭怀疑就吹嘘在加勒比地区炸毁船只、协助暗杀外国领导人、粗暴对待移民和游客、对十多个国家实施旅行禁令、仅仅因为批评总统就对外国官员施加金融制裁、夸口说实力（power）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把关税税率上下折腾得像一只嗑了药的沙鼠一样乱跳、在完全不清楚后果将通向何方的情况下发动一场会波及全球经济的战争——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随着美国的国际形象从一个“或许偶有失误、但出发点尚可的全球性强国”，转变为一个冷漠、残酷、习惯性撒谎、且只顾自身利益的国家，即便是那些希望与华盛顿做生意的领导人，也会对与美国走得过近保持警惕。

各种反制美国的策略之间，实际上会彼此强化。越多国家开始采取制衡——无论是硬制衡还是软制衡——其他国家也就越容易与美国拉开距离。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越是被认为“有害”，许多国家就越难继续站在美国这一边，而外国领导人通过顶住华盛顿压力中获得的政治收益也就越大。越多国家选择抵制和拖延，其他国家也就越容易效仿；因为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无法同时追踪每一个国家细微的抗命行为，更不可能一次性惩罚所有国家。

美国人应当从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当前行为可能作出的这些反应中汲取的核心教训是：一个强大国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相当大的犯错余地，并且在应对问题时拥有充足资源可供调动；但其劣势在于，虽然有些国家会设法借用美国力量为己所用，另一些国家则会对这种力量心存忧虑，并寻找办法对其加以驯服或约束。

正因如此，一个有远见的大国会谨慎使用自身力量，在可能的情况下遵守广为接受的国际规范，承认即便是亲密盟友也有自己的利益盘算，并努力与他国构建能够让各方都受益的安排。维持硬实力的铁拳固然重要，但给这只铁拳套上一层天鹅绒手套，也同样重要。过去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还算不错，并从中大获其利；但其现任领导人却正在迅速把这种智慧抛诸脑后。

正如我二十多年前就曾警告过的那样：“如果美国最终加速了现有伙伴关系的瓦解，并催生出以遏制我们为目的的新安排，那么我们只能怪自己。

本文作者

Stephen M. Walt：美国权威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以及《外交政策》专栏作家。

本文译者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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