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特朗普政府强势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美国AI领域的“去监管”改革引发全球瞩目。该政策试图将监管权从各州收归联邦，以最大程度扫除创新壁垒、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但这一激进举措不仅遭到各州政府与民主党的强烈抵制，更罕见地引发了特朗普支持者“MAGA”阵营内部的严重撕裂，一场围绕AI主导权的政治风暴正愈演愈烈。
本文深度剖析了美国AI“去监管”改革背后的多方博弈与深层逻辑。文章犀利指出，监管权之争本质上折射出美国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多重目标间的平衡困境。美国科技右翼主张的资本扩张与极端去监管，正与担忧技术垄断及社会剥削的保守派与左翼力量发生剧烈碰撞。这不仅暴露出美国精英阶层在解决国内顽疾上的深层分歧，更为其经济“再平衡”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自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政府将人工智能“去监管”置于优先议程。3月20日，白宫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框架”），从保护弱势群体、保卫美国社区、尊重知识产权、保护言论自由、鼓励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技能培训以及确定联邦法律优先地位等7个方面，提出国会立法建议。该框架看似包罗万象，但核心仍旧是对联邦和各州AI监管权力的界定，这也正是特朗普人工智能“去监管”的核心主题。截至目前，这一改革进程已经陷入巨大争议与拉扯，特朗普支持者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美国人工智能“去监管”的波折反映出美国精英对美国当下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及解决思路的分歧，美国经济“再平衡”的前景仍显黯淡。
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去监管”改革的背景和过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州立法迅速跟进，这构成了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去监管”改革的基本背景。2023年，各州议会提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案不足200项。但到了2024年，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据MultiState统计，当时有超过600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案被提出，其中近100项最终成为法律。2025年，全美50个州提出的相关法案数量达到了1200项。截至2026年3月，已有45个州的立法者提出了1561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案，涵盖了从算法问责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到未经同意的露骨深度伪造视频等各个方面，而立法会议仍在进行中。
特朗普认为，人工智能监管已经事实上对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构成限制，从而损害美国的竞争力与国家安全。为此，自第二任期开启后，特朗普政府就将人工智能“去监管”列为核心议题。2025年1月20日就职当天，特朗普就直接撤销拜登政府2023年10月发布的14110号行政令《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on the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并在随后的1月23日发布14179号行政令《消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障碍》（Removing Barriers to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要求将“创新与竞争力”置于首位，审查并废除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监管。
特朗普政府“去监管”改革的核心是将人工智能开发的监管权从州层面集中到联邦层面，从而“降低初创科技公司的法律成本”。2025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及其在国会的盟友在共和党主导的大型支出法案《大而美法案》（The MAKE America Great and Beautiful Act）中植入相关条款，禁止各州在未来10年内制定或执行任何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法规。在这一尝试受挫后，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底转而尝试将其作为“附加条款”挂载到必须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这遭到了36个州总检察长联名致信国会公开抵制并最终从NDAA中删除。2025年12月11日，特朗普签署名为《确保人工智能国家政策框架》（Ensuring a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14365号行政令，禁止各州通过任何对人工智能公司施加新限制的法律。该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设立“人工智能诉讼特别工作组”，就各州“繁重”的人工智能监管法律提起诉讼。它还威胁，若各州不废除被认为阻碍创新的人工智能法规，联邦政府将扣留此前分配给各州的宽带基础设施资金。
2026年3月20日，联邦政府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A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根据这一政策框架，人工智能开发“涉及关键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影响”，因而需要在各具体事项上重新划分联邦和各州的监管权力。其中，国会应当“确保建立一套与本建议相一致的、负担最低的国家标准，而非五十套相互冲突的州标准”。各州的三项权利被保留，包括“传统警察权力，以执行普遍适用的法律来约束人工智能开发者和用户，包括保护儿童、防范欺诈和保护消费者的特定法律；各州的区划法，包括州政府确定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选址的权力；对州政府自身使用人工智能的要求，无论是通过采购还是通过其提供的执法、公共教育等服务。”除此之外，各州不允许对人工智能开发进行监管。这意味着尽管明确各州可以保留在儿童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权，但由于不具备对人工智能开发的监管权，各州只能在权益侵害事实已成的情况下做事后补救，而不能在事前进行控制。
各方在人工智能监管上的分歧，彰显美国“多目标”平衡之困
从推进过程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监管改革持续遭受争议和抵制，其中争议焦点仍旧是各州在人工智能开发上的监管权。其中，涉及禁止各州人工智能监管立法的条款曾被包含在《大而美法案》中，企图靠“打包”方式通过。这在参议院以99:1的悬殊票数遭到否决。随后，企图纳入《国防授权法案》寻求国会通过的做法也遇到了各州总检察长联名签署公开信的抵制。在上月政策框架发布后，数十位民主党众议员（包括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活跃的刘云平和唐·拜尔）立即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废除特朗普2025年12月旨在推翻州人工智能法律的14365号行政命令，参议院民主党人布莱恩·夏茨也计划提出配套法案。
此外，特朗普的改革也遭到了其支持者MAGA阵营内部领导人的反对。特朗普曾经的坚定支持者，前众议员玛丽·泰勒·格林表示，人工智能威胁了中下阶层的就业机会，而且对儿童有危害。她还批评人工智能的发展威胁了当地社区的资源使用，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大量水来冷却服务器，而且数据中心所在社区的居民水电费也会因此上涨。MAGA运动核心人物史蒂夫·班农也强力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在“战情室”（War Room）播客节目中，班农批评了这些举措，并倡导制定合理的人工智能监管法规。他指出，“将人工智能开发监管权集中到联邦层面是偏袒大型科技公司的表现，这违背了美国精神，科技大公司成为数字封建主义的农场主，普通美国人成为数字农奴”。由此来看，此项改革已经造成特朗普支持者阵营内部的分裂，消耗特朗普的政治资本，甚至可能影响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和2028年大选中的表现。
美国在人工智能监管政策的争议和立法上的波折是其在经济“再平衡”问题上决策困境的一个外显。包含监管政策在内的人工智能政策事实上在三个目标之间艰难平衡。一是国家安全，即通过人工智能与国家军事和情报能力相结合来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二是经济安全，即支持美国科技企业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在全球市场中发挥竞争优势；三是社会安全，即防止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包括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毒害青少年、人工智能犯罪等等。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监管新政本质上是为了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发展而对“安全”概念进行窄化诠释，即将因“安全”担忧而需要政府介入的范围收缩至儿童保护、消费者欺诈、能源成本等有限领域，放弃对算法歧视、内容审核、版权训练等争议性议题的联邦统一规制，而是交由法院逐案解决。并且，即便在这些有限领域，监管亦不能妨碍人工智能开发的优先性。
这一做法之所以遭受阻碍，与科技右翼、科技左翼在何为美国当下最紧要的问题以及解决路径上认知分歧密切相关。根据2025年12月的14365号行政令，目前这一版政策框架的主要起草者是现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特别顾问大卫·萨克斯和现任总统科技事务助理迈克尔·克拉齐奥斯。这两位总统顾问都属于硅谷科技右翼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关键主张是将科技停滞视为美国当下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原因，因此主张靠最大程度的“去监管”来激活创新。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置于首要地位，通过军事和科技实力上的优势对别国构成威慑，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再平衡”寻求空间。为此，科技右翼在科技外交方面非常积极，试图以美国的科技能力为谈判筹码，吸引或胁迫盟友在美投资。而以班农为代表的MAGA运动领导人认为美国最紧迫的事项是创造工作岗位，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发展制造业，而人工智能等技术由于并不能给普通人带来就业机会，且加剧收入两极分化，因此应当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换句话说，这一观点将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置于首位，认为经济安全是大型科技公司炮制的谎言。但问题在于，除了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的主张以外，MAGA领导人也无法提出更多促进本土投资、重振制造业的政策举措。
启示
特朗普政府在推进人工智能监管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分化的持续加剧，以及其经济“再平衡”的结构性困难。这也从侧面体现出，美国现行政治体制在应对微观层面的社会撕裂与中观层面的国家治理失衡方面，能力相对有限。从结构上看，微观（社会）、中观（国家）与宏观（国际）三个层面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揭示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动逻辑，当一国内部矛盾难以有效化解时，其外部行为往往趋于更具对抗性，甚至引发战争。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
美国国内政治的“撕裂”为中国创造了战略空间。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外政策需要更加注重策略性与结构性安排。一方面，我国应推动更加精准的单边开放，以单边开放带动双边及多边合作的深化，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在技术领域规则塑造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就共同关切的社会议题在中美之间保留并拓展合作空间。例如，在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青少年和弱势群体保护、算法伦理、失业冲击等问题上，应探索中美合作共治机制，通过设立常设工作组等方式在模型安全、数据使用边界、军事应用限制等方面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为技术竞争划定边界，防止技术演化失控。
*本文选自《主要经济体改革动态分析》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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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王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