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美博弈“2.0时代”将会展现怎么样的全球经贸新图景？本文指出，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不仅未能遏制中国发展，反而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推动中国与东盟形成更紧密的共同体。当前，东盟已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意外赢家，其GDP总量直追日本，年轻化人口结构释放巨大发展潜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深化区域基建合作，RCEP框架下的贸易额日渐上升，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正成为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稳定器，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的发展动能。
引言
众所周知，美国前贸易代表彼得·纳瓦罗提出的所谓“互惠关税”，引发了全球关注与争议。他特别强调双边贸易逆差问题，并据此推动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一做法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
然而，与特朗普最初的设想不同，中国并未退缩，而是采取了强硬回应，导致美国股市、债市下跌，美元走弱。市场波动指数大幅攀升，甚至回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显示出投资者情绪极度紧张。
这反映出一个关键事实：特朗普本人也意识到其政策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最终不得不暂停部分加税措施。这也说明，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已成为制约不负责任政策的重要力量。
一、美元霸权面临的挑战
这是首次，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开始受到实质性质疑。特朗普政府将关税和金融工具武器化，削弱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在此期间，黄金、欧元、人民币乃至大宗商品成为替代性避险选择。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目前已达GDP的7%左右，约三分之一的国债由外国持有。若国际投资者信心动摇，将对美国债券市场造成严重冲击。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的研究显示，外国持有量每减少3000亿美元，美债收益率将上升0.33个百分点，意味着债务成本显著增加。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动用其持有的美元资产作为反制手段，但理论上具备这种能力。在中美博弈中，中国在保持克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自身的结构性优势。
回顾2022年，英国因时任首相莉兹·特拉斯的减税计划引发金融动荡，就证明了金融市场能有效遏制不负责任的政治决策。最近几周的情况表明，美国同样无法避免这一机制的影响——这是第一次，市场开始担忧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不负责任行为，并对美元、债市和股市作出负面反应。尽管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打压中国，但他错失了最佳时机。如今，中国经济已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早已从美国转向中国。
此外，特朗普的政策在美国国内也面临严峻挑战。消费者信心指数从57显著下滑至50.8（4月份）。无论民主党、共和党还是独立选民，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不佳。通胀预期因关税上升而加剧，沃尔玛等零售商的商品价格应声上涨，直接影响到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民众对经济管理的信心下滑，这对中期选举构成潜在威胁。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经济支持率甚至低于拜登同期水平。虽然他在移民等问题上获得一定支持，但在经济议题上的认可度并不理想。这些都构成了对特朗普政策的现实压力。
二、中国的战略应对
面对特朗普的强势姿态，中国选择了坚定回应。直接的反制裁让特朗普也有些措手不及。中国的策略是，将特朗普描绘成全球规则的“破坏者”，而自身则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同时，中国政府向国内民众传递明确信号：尽管面临挑战，但局势可控，无需恐慌。我认为特朗普尊重强者，轻视弱者。因此，中国必须保持强硬。如果你向他屈服，他会蔑视你；如果你强硬反击，即使他不喜欢，他也会尊重你。当然，许多东盟国家体量较小，有时不得不妥协。但中国足够强大，能够承受更大的冲击，这得益于其集中控制的体制所赋予的韧性。
最关键的是，中国比美国更早预判到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和选民的愤怒。中国的“痛点”会稍滞后一些，比如工厂裁员、失业等问题。因此，很可能最终是美国先撑不住。但中国也有必要避免对抗持续过久，以防冲击反弹——例如出口下滑、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显现并对自身经济造成显著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深知外部压力可能冲击短期经济，因此迅速采取措施稳定市场预期，动用“国家队”力量稳定股市，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扩散。
三、中国-东盟战略合作展望
“特朗普1.0”（即2017-2020年的贸易战）爆发后，东盟成为最大受益者。数据显示，2016年前，全球仅有6%的产业转移到东盟；贸易战之后，这一比例跃升至17%。大量企业向越南等地迁移，使东盟获得了意外之财。例如，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不仅包括美企，日韩企业乃至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外迁，进一步增强了东盟的优势。显然，特朗普误判了形势。他以为加征关税能迫使企业回迁美国，惠及其支持者。实际上，由于美国高昂的人力成本，这类轻工业岗位更倾向于流向东盟而非返回美国。这反而间接促进了东盟和中国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因为许多产业链和零部件仍然依赖中国，再流向越南等国。
当前，中国正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如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使其与东盟的关系更加互补：中国沿海侧重高科技产业，而东盟则集中在中低端技术领域。这种变化增强了RCEP的凝聚力，提升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地位。中美贸易数据显示，尽管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下降，但越南从中国的进口增加，美国从越南的进口也随之上升，形成了一个“绕道”循环。
“特朗普2.0”试图限制此类通过越南、墨西哥、菲律宾等国的间接出口渠道。如今，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已超过中国与美欧贸易的总和，并持续增长。这清楚表明，中国已成为推动东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世界银行分析指出，若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一个百分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济增长率也将相应下降，显示出明显的带动效应。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了高度互补的共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东盟的GDP总量已接近印度，并逐渐接近日本水平。其人口约为中印的一半，人口结构年轻，城市化率约50%，这意味着未来15至20年仍有巨大发展潜力。雅加达、马尼拉等城市的中产家庭，其购买力不断增强，城市化进程加速，东盟的长期潜力正在稳步释放。此外，作为东盟重要的发展伙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虽然中国仍大量向欧美日出口，但也开始更多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尽管G7国家GDP总量庞大，但从购买力平价（PPP）角度看，“金砖国家”正逐渐崛起。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在亚洲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当前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仍显薄弱，因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可以在融资东盟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新加坡虽非制造业中心，但其作为服务业枢纽，也能在推动东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来自中国的资金，或通过新加坡的投资，有助于支持印尼的工业化和马来西亚的企业扩张。
在“特朗普1.0”时期，中国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应对上略显准备不足；而面对“特朗普2.0”，中国则表现出更好的准备和更快的反应能力。然而，一个关键挑战在于，中国必须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对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造成的冲击——这些企业对国内就业至关重要。如果中美博弈持续过久，也会对中国自身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包括私营企业就业减少和内需增长放缓等问题。
当然，美国方面的通胀上升、股市波动以及选民的不满情绪，也可能迫使特朗普更快妥协。从他近期的态度中，我们已能感受到这种急迫性。中美竞争正在加剧，但东盟作为关键门户和重要贸易伙伴，将在未来的区域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双方在全球局势动荡的背景下，增强自身韧性与竞争力。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集中统一、长期稳定的战略视野。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制定往往受制于短期选举周期。这恰恰是中国在应对美国压力时，能够采取更具长远眼光策略的重要原因。
*本文系陈光炎在2025年4月2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与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合办的“第三届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高水平开放与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
陈光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
*本文转自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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