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仅拥有250年历史的国家,想要对一个拥有6000年文明的国家发号施令?”伊朗驻俄大使的硬气反问,却无法追回最高领袖在两小时内被“斩首”的事实。特朗普的“史诗之怒”行动让伊朗这个古老文明再次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苦涩。讽刺的是,美国自己也没能全身而退——盟友冷眼旁观,国内民意反噬,一场“打了就跑”的闪电战,眼看就要变成新的“烂尾楼”。
文明的长度不等于强大的程度。作者指出,伊朗六千年辉煌挡不住现实的拳头,根本原因在于“封闭导致落后”。本文以此为镜,反思中国该走怎样的路:真正的强大,是“以斗争促合作”,是在“事实上的G2”格局中争取对等的共赢,更是“开源式”发展——自己富起来,还要帮别人也富起来。在丛林法则重塑世界秩序的当下,国家自身的真正强大才是维护安全的立足之本。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2026年3月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对话院长(第五期)”活动上的主旨演讲整理扩充而成,原标题为《伊朗战事启示与影响》,分上下两篇(上篇详见《当崩塌的世界遇上“特朗普主义”:伊朗战事背后的文明冲突|独思录 x 郑永年》),本篇为下篇。
01 伊朗战事是美国的“烂尾楼”
1. 特朗普的“四个目标”
这场战争何时结束?没有人可以完全准确地预测。但至少从目前的各种迹象看,特朗普对本次伊朗战事的预期远未达成。对本次伊朗战事,特朗普有四个大目标。
第一,在斩首军事行动结束后,推动政权更迭。特朗普大大低估了伊朗政权“政教合一”体制的韧性。美国在对别国进行战略研判时,往往会因为对其内部复杂性的无知而产生严重误判。这次造成美国误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伊朗内部有政府的反对派力量,并且伊朗政府这些年来也没有搞好国内经济,社会抗议声音不断。特朗普显然高估了这股力量的作用。当然,这也不是美国的第一次发生误判了,当一个国家具备反对派的社会基础时,美国就经常会出现误判。
第二,摧毁伊朗的海军。美国的确摧毁了伊朗的很多军舰。问题是,军舰可以被摧毁,但只是治标不治本。海军是一个系统,只要伊朗海军系统还存在,一旦得到恢复,军舰依旧可以被生产或者被采购。
第三,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这更为关键,也一直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终极目标,但要完成这一目标更为艰难。过去那么多年过去了,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第四,消灭伊朗威胁周边国家的能力。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这段时间也采取了强硬的反击,不仅袭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布局的各种军事基地,还攻击了一些相关的民用设施。
所有这些目标都难以完成,但战争已经开启。从大趋势看,伊朗战事更接近美国“烂尾楼”的状态。
2. 美国已经陷入两难境地
如何结束战争?特朗普处于两难的境地——想结束战争,但又结束不了。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本来并没有长期战争的打算,他所设想的理想情况至多是像老布什政府发动的海湾战争那样,“打了就跑”,目标一达成就退兵。但事实上是,尽管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但已经无法轻易“全身而退”。就如同1991年的海湾战争并未拔除地区冲突的根源,甚至留下了很多遗留问题——比如后来的“9·11”事件的恐怖主义,导致美国后来改变了策略。“9·11”之后,小布什执政时开始推行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占领中东国家,结果到现在还没彻底解决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路径重新走一遍。
实际上,特朗普已经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外未实现本次战事的预期目标,对内也在失去人心的基础。对美国来说,每一次战争最大的制约都来自于国内——国内的政治压力是最大的变数。比如曾经的越南战争,不是当时的美国没有能力打下去,而是国内的基础没有了,失去了国内民意支持,从而被迫撤离越南战场。
今天的特朗普对外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现在特朗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国际帮手,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助美国。曾经“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实行单边主义,至少有些欧洲国家在道义上是同情的。但这次很多欧洲国家对这场战争的反应都很冷淡——尽管欧洲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欧洲认定这是特朗普的战争,不是欧洲的战争。欧洲对派兵态度也十分谨慎,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与伊朗的战争“与北约毫无关系”,而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似乎对欧洲规模不大的海军能够发挥作用的想法嗤之以鼻。特朗普的伊朗危机尚无快速解决方案,这次美国显得特别孤独。
现在形势一直在变化,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非常不稳定,无论对世界经济还是美国自身来说,都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国的实力。伊朗目前在打消耗战,想把美国拖垮,但美国加上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还是远远超过伊朗的,不能低估他们的物理毁灭能力。未来局势的变化,主要还是看美国内部政治会怎么样发展。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点放在美国千真万确。
02 国家必须强大
当世界秩序已然失序,实力政治成为主导。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和教训?最重要启示就是,国家必须强大。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曾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伊朗是一个拥有至少6000年文明传承的国家。纵观历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抹去这个传奇之名。任何妄图摧毁伊朗的人都对历史一无所知。侵略者来了又去,而伊朗始终屹立不倒。”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齐姆·贾拉利也曾在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一个仅拥有250年历史的国家(美国),想要对一个拥有3000年历史的国家发号施令,要伊朗屈服于他们,这绝对不可能。”
然而,人们必须意识到,文明悠久并不等同于强大。伊朗最高领袖在两个多小时就惨遭斩首,而如今美国和以色列依然在放肆地实施斩首行动。一个具有六千年文明的国家落得如此境地,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伊朗固然拥有伟大的文明,可为何始终未能进步?
“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会挨打”,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对血与泪汇成的历史的总结。这一次,我们在伊朗的身上,似乎又看到了悲剧的重演。伊朗为何不推行改革和发展?伊朗革命前的巴列维王朝改革过于激进,引发了强烈反弹,但此后伊朗始终未再进行改革。这些年经济发展不佳,通胀问题严重,老百姓怨言不断。也正是伊朗这样的状态,才让特朗普看到了发动战事的可行性,认为此时的伊朗“有机可乘”。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努力发展,保持国家的强大。
03 伊朗战事,中国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目前国内有些声音在讨论:伊朗战事,我们是否应有所作为?我相信,我们会像对待俄乌冲突那样来对待伊朗战争。在俄乌冲突中,我们既没有站在乌克兰一方,也没有站在俄罗斯一方——如果当初中国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与美国及欧洲形成对抗,那么世界大战恐怕就会轻易爆发。正是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迄今才避免了这一局面的出现。中国始终奉行坚持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我们致力于通过协调促成各方和解。
对目前伊朗的局势也是一样的。伊朗战事不仅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利益冲突,其本质更是两个“上帝”之间的战争。在局势极度对立的情况下,冲突双方几乎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此时,我们更不应站队任何一方,否则就会成为另一方的敌人。当前世界格局由超级大国主导,小国的处境一定会非常艰难——甚至毫无还手之力。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角色更多的是调解,而非作“选边站”这样简单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俗国家,我们完全可以争取发挥中间调解的作用——这并非全无可能,尽管确实困难重重。
中东的命运最终还是要由中东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绝不能轻易陷入战争的逻辑,要保持战略定力,肩负起大国责任,这既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也是为了守护世界和平。
中国一些人有个“小毛病”,就是很喜欢将自己道德化,从道德出发,一些人倾向于伊朗,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面前,道德化并无实际作用。完全站在伊朗或美国任何一方,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04 “事实上的G2”格局
当前旧秩序仍在持续解体、趋于碎片化。各国都在以自我为中心,谋求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秩序。不过,中国和美国作为国际秩序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世界格局已然呈现“事实上的G2”特征。
“G2”的概念最初由奥巴马时代美国的部分智库和高官提出,其核心是美国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是,这一概念的背后逻辑是希望中国以美国认可的方式,提供美国所界定的国际公共产品。因此,当时的中国并未接受这一概念。
“G2的2.0版”概念始于去年特朗普在韩国与习近平总书记会面之前,曾在其社交媒体上使用了“G2”这一概念。作为总统公开使用这一表述,特朗普是首位,这也引发了外界对其含义的诸多猜测。不过我认为,我们无需过度揣测特朗普所指的“G2”具体含义,因为从现实来看,无论从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还是军事实力等各项指标来看,世界上存在的真正的两个超级大国就是中国和美国,两国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G2”格局。
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中美经济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这与当年的美苏关系完全不同。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基础研究、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软件设计和大规模农产品生产;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应用技术转化、制造业、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应用以及农产品需求方面具备优势。可以说,中美双方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层面和经济层面形成了高度互补。当前中美关系紧张,主要源于双方的政治信任度不足。
正因为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尽管特朗普自第一任期便开始推动中美“脱钩”,但那么多年过去了,直至去年仍未能实现脱钩。中美之间仅直接交易规模就达数千亿美元,若算上间接交易及通过越南等国的转口贸易,规模更为可观。正是这种经济互补性,使得中美“脱钩”难以实现。我认为,若今年两国关系能趋于稳定,双方的经济融合将更加深入。前几日在巴黎的谈判中,双方决定成立委员会监督贸易,这无疑是个积极信号。
05 中国该选择怎样的“G2”模式?
那么,问题在于,中国应选择怎样的“G2”模式?是对抗型的“G2”,还是合作型的“G2”?如果形成对抗型的“G2”,对中国将极为不利。这种模式就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意味着世界存在两个对立的中心。届时,美国所代表的阵营规模可能大于我们,且代表的是相对富裕的世界;而我们代表的可能是一个规模较小、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世界。这对中国和对世界有何益处?因此,我们的选择应该是构建合作型的中美关系。这并非说不存在斗争,恰恰相反,为了实现有效的合作,必须进行斗争,但斗争的目标是为了合作,而不是为了对抗而斗争,这两种目标有着本质区别。
现阶段中美之间的博弈就是“以斗争促合作”。自从去年特朗普发起“对等关税战”开始,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多轮博弈。中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反制美国的经济体;后来中国出台了反制力度更大的稀土新规。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基于实力之上的“G2”,这也是斗争出来的成果。今年中国还会延续“外交斗争”路线,但我们斗争的目的是寻求对等的合作。
有人建议,特朗普要来访问,我们是否要降低接待规格?我认为恰恰相反,要以最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只有中美关系处理妥当,伊朗及其他问题才有被妥善处理的可能。如果被民粹情绪或者道德裹挟,大国关系肯定难以为继。
06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
我一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即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
造成国际冲突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发展不平衡。当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不均衡,一些社会群体富了,另一些社会群体很穷,一些地方富裕了,一些地方很穷,就会出现民粹主义。所以,我们内部提倡共同富裕。但这不是平均主义,而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差异不要太大。
一个国家内部是这样,国际社会也一样。例如“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就很可能会产生民族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现在提倡“开源式”发展意味着中国发展起来了之后,也要帮助其他国家谋求发展。这在经济上很容易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发现共同富裕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福特工厂就是这样,福特的目标就是把工人阶级转化成中产阶层——如果只有老板富裕,那么造那么多车出来,谁来买车呢?只有当工人们都买得起车了,才能可持续发展。国家之间也是一样的,少数国家发展起来,大部分国家发展不起来,肯定要出问题。
尽管我们跟西方走的道路不一样,但也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现在的中美关系,并不是美国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是美国想进入冷战就冷战、想挑起热战就热战,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来界定中美关系是处于什么状态。当然,我们也不能太无动于衷。错失历史机遇将带来无穷后患,比如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不可能永远拖下去。
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外交关系怎么处理?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不仅要研究苏联是怎么垮掉的、美国的同盟体系如何演变成过重的负担,也要研究中国以前的传统外交,例如“贡赋体系”或者西方所说的“朝贡体系”是怎样的。
不要总想着谁打败谁,大国从来没有被别的大国打败过,都是自己打败自己的。那些所谓的“苏联是美国打败的”、“里根革命把苏联给拖垮了”的说法,都是美国人的自吹自擂。苏联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自身没有及早放弃计划经济去实行改革开放,才会最终导致国内经济瓦解,进而导致了全面解体。普京执政20多年来,虽一直致力于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一直面临着严峻的国家治理与国力衰退的挑战。
自身的强大是最关键的,很多失败并非全然是外部的原因,更可能是自身发展出现了问题。正如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的时候要懂得进行自我反思,不要一味的怪罪别人,或者依赖别人。发展才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是解决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问题的关键。“全球南方”一味指望“全球北方”的援助是不切实际的。反而言之,自身发展起来之后,要关怀天下的发展,去接济天下、帮助别人;自身富裕起来之后,要努力实现世界的共同富裕。这才是中国文明的精神。
这场战争还在进行,对中国来说,短期有影响,但在客观上也为我国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尤其在能源方面,这些年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被证明绝对是正确的。中国不仅有充分的石油储备,且新能源方向的发展也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伊朗战事牵制住了美国,这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跟美国交易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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