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和岛对话郑永年:下一步,怎么办?


正和岛专访郑永年:

下一步,怎么办? 

 

当下,经济承压,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和挑战,经济改革关注度很大,我们该如何破局?

 

近期,正和岛就这些相关问题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进行对话,郑永年认为:“当下面临的挑战,一个是发展不足,一个是监管过度,有的地方甚至是控制过度”,而下一步深化改革,“要赋权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使他们活跃起来”。

 

另外,郑永年还提出,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要有连续性,“清理旧法要比立新法更重要,法律和政策一定要有一致性”。对于科技创新,郑永年表示:“如果一个社会的科研资源向老人倾斜,那这个社会是毫无希望。科研资源只有向年轻人倾斜,这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

 

当下的几个真问题,如何破局?

PART ONE

邀请嘉宾:郑永年教授

本期主持人:孙允广

对话时间:2024.06.17

 

孙允广:

当前,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和居民消费普遍信心不足,因此大家都很期待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来解决当下一些真问题。您认为我们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在哪里?如果下一步改革的话,我们应该重点在哪些地方发力?

 

郑永年:

这些问题不仅是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国有企业同样也面临着,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实际上,有些地方省份的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更多,可能比民营企业还多,只是说话不方便,不好说出来而已。
 

因此,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各种问题,更别说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了。
 

如果在发展中,那我们把这些问题叫发展中的问题。如果不发展了,那就变成真问题。
 

为什么我们把“发展”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呢?因为发展了,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发展本身又产生新问题,新问题则通过继续发展得到解决。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如此,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世界上那么多领袖,李光耀先生最崇拜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一个普世的真理。

 

我想,“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是全面共识了,“高质量发展”也是,社会各界都在强调发展,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想除了新质生产力,还有另一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

 

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都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相适应。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又不一样。
 

比如美国,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当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从以前的“工业化3.0”到了最领先的“工业化4.0”,像比较厉害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
 

但是它的上层建筑就停在原地,它认为自己现在的民主体制就是最完美、最终极的,不用再发展了,这实际上不行的。
 

美国为什么现在民粹主义那么兴盛、社会不稳定呢?它的生产力非常发达,问题就在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收入差异过大,财富分配不均,基本的社会正义都不能保障,这些都是由此带来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美国的中产阶级还维持在65%左右,随后每年都在下降,现在只有50%左右。社会分化非常严重,这是个大问题。
 

美国以前被称为中产社会,现在大家把它叫做富豪社会,极少数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这说明它们生产力太发达,但是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需要调整。
 

我们和美国不同。美国完全是一个发展导向型的经济体,经济、科技发展一马平川,资本毫无制约,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制约。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种,美国哪有什么规制体系。所以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经济在发展,上层建筑却没有能力来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中国正好是反过来,我们面临的一个是发展不足,一个是监管过度,有的地方甚至是控制过度。美国是发展有余而监管不足。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调整生产关系。要使得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很多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需要调整,比如像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就属于上层建筑,属于制度体系,它们就需要调整和改革。要通过开放,让这些东西和世界先进制度对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就拿科研领域举例,我们明明投入得很多,但为什么创新能力不足呢?你去看看我们的资源分配体系、科研体制,看看两院院士制度的改革有没有实质性进展?

 

比如两院制度的改革,我观察到,无论是北美、欧洲、新加坡还是哪个国家,如果它的科研资源向老人倾斜,那这个社会是毫无希望。科研资源只有向年轻人倾斜,这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

 

去看我们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的人才都是有“帽子”的,没有帽子就不是人才。但是,埃隆·马斯克有帽子吗?山姆·奥特曼有帽子吗?
 

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比较少?肯定不是基因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跑到其他国家就能获奖呢?
 

我浙江老家有人告诉我,美国生产芯片的一大帮都是浙江人,几乎垄断了美国的芯片行业。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行呢?放到以前还说有个物质制约,现在我们人均GDP已经达到1.3万美金了,所以经济也不是个问题。
 

那肯定是上层建筑层面需要调整,像规则、规制、标准等制度体系的因素需要改革。

 

孙允广:

以前我们改革是做增量改革,把蛋糕做大,现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如果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入改革,可能会对存量的一些结构做调整,这是最难的。有时候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个艰难的程度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郑永年:

其实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也很难,可能要更难。想想看,那时候从早期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以及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光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就花了十几年时间,这很不容易。

 

我们都知道80年代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先生,邓小平为什么三次提及他?那表明地方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时候在大家的认知里,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的,不能有任何私人的东西。

 

要动一个人的思想,比触动他的既得利益还难。所以,以前的改革开放也是很不容易走过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反而改革更容易一些。人们的思想不像以前那么僵化,也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前是没有钱的,所以人们说开放倒逼改革,开放就是第一波资本。

 

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先立后破”,先不要动既得利益,要先让新的领域成长起来。

 

你看互联网行业在以前是新的,到了现在,新能源领域起来了,这个领域也是新的。现在并不是没有新的领域了,照样还有。

 

问题就是一旦新领域产生、大家都去抢——这就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现在都在说国有企业改革,那么有没有改革到位呢?

 

如果国有企业用行政权力和民营企业抢饭碗,那么民营企业肯定抢不过你。现在我们提倡要公平竞争,很多民营企业也不需要特殊的照顾,只是说给它一个公平的环境。

 

那这个公平的环境能不能做到,我觉得通过制度改革是可以做到的。

 

孙允广:

有时候我们习惯了原来的上层建筑,要实行制度改革的阻力就很大,遭遇的困难就很多。比如我们坐飞机,以前是需要关机或者调成飞行模式的,但现在有些飞机可以联网,但空乘人员还是会提醒关机或飞行模式。这样一个很小的细节都难以去改变。

 

郑永年:

我们的体制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发挥自下而上的作用,政府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看到那么多。比如官员吃的东西都来自市场,那么他就会真正去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了。

 

这个就需要体制的改革了,当然哪个国家的体制改革都很难。

 

孙允广:

现实中的难点就在这里。实际上我们说国企、民企要一视同仁,但往往这么讲的时候,就好比提倡男女平等,往往是男女没有平等。

 

郑永年:

我给你举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假如我们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有5个村委会主任,规定至少一名是女性代表。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个“至少”会变成“至多”,也就是至多一位女性,不能超过一位。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很难。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基本上国有企业就是管行业、管领域,管涉及国计民生、基础设施的重要领域。

 

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劳动分工是比较合适的,有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就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竞争性的行业给民营企业来做。

 

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变了,从以前的管行业变成管资本了。一管资本的话,国有企业就会哪里有钱去哪里。它不仅仅是资本,背后还有一个行政权力。

 

国有资本负责什么?民营资本做什么?像新加坡的淡马锡精神是什么呢?哪怕是国家的资本,也是要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实际上国有资本做得好,就能大大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做得不错,早期国有企业孵化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孵化好了后期就交给民间社会去做了。

 

国有资本应该来培育这些新型产业,孵化出来以后交给民间资本,反正都是国民财富。不是说一定要国家掌控的财富才叫国民财富,民营资本掌握的财富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