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5.24
本文內容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在“百川論壇——第二屆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中國式現代化與高水平對外開放2023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整理而成。張燕生指出，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總結國際形勢的歷史教訓和國內發展的歷史經驗，在穩定可控的中美戰略競爭下，推動金融、人才、營商環境等多方面變革。以製度型開放助推製造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
當前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新形勢
當前，我們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發生新變化：基於規則的全球化陷入停滯，基於價值觀的全球化四分五裂，基於趨勢的全球化艱難前行，世界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期結束了，大變局中危和機同生並存，關鍵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全球貿易投資減速，價值觀貿易與自由貿易之間的競爭博弈，傳統貿易不再是經濟增長的引擎，發展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技術貿易、離岸貿易則方興未艾；全球供應鏈重塑，危機以來發達國家主導的回岸製造、近岸製造、友岸製造與全球需求格局東移、供給格局東移、創新格局東移並行，正在重塑東亞生產網絡的全球分工地位和東亞生產方式轉型；中美戰略競爭上升，與安全相關的領域逐漸脫鉤或去風險化（去中國化），與安全不相關的領域出現產業外遷，第三方市場如“一帶一路”相關地區的地緣政治競爭更加激烈等等。我們不禁會產生很多疑問，當前的國際環境是否還是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世界和平發展合作是否還是當今時代主題？形成以中國為中心和美國為中心的兩大平行體係是否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國內形勢也在發生變化：如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好轉主要是恢復性的，內生動力還不強，需求仍然不足，經濟轉型升級面臨新的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難挑戰。這些問題既是當前面對的，更是中長期需要應對化解的。如何實現擴大內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如何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如何處理髮展與安全、開放與風險、合作與對抗等重大關係？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從歷史中尋找經驗與教訓。
首先，我們要從國際環境中尋找經驗。如經濟史學家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中，發現人類發展的大轉折發生在1820年。而1820年中美GDP佔比分別為32.9%和1.8%。美國是如何從新興大國崛起的？事實上，美國憑藉把握住1820年以來的大轉折時代，把握住第二次工業革命和1870至1913年的經濟全球化機遇，在1894年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一工業大國。同時在歐洲，德國也把握住機遇順利實現工業化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大國實力對比發生變化，新興大國就對當前的全球霸權國家英法發起挑戰。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衝突與較量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一百年後的今天，歷史再次重演，但衝突對抗的主角變成了中美兩個大國。從1990年到2021年，日本的GDP占美國GDP的比例下降了31個百分點，德國下降了9個百分點，中國則上升了71個百分點。美國當權者認為基於規則的全球化和國際秩序使美國吃虧、中國人佔便宜，由此展開了中美戰略競爭來阻遏中華復興進程。
對於中國人而言，百年前曾經發生過的大國衝突直至戰爭的事情會不會重演，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衝突乃至熱戰的發生，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即如何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對此，我們需要跨越三個陷阱：第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中美是否必有一戰，兩國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合作共存；第二個是薩謬爾森陷阱，即中國式現代化會不會觸動當前美國霸權的奶酪，兩國會不會陷入科技、產業和金融等領域的脫鉤；第三個是金德爾伯格陷阱，即中美戰略競爭是否會增大全球治理赤字，致使這個世界像20世紀初那般走向衝突、無序、乃至戰爭。
其次，我們要從國內發展中尋找經驗。回顧過去40年多的改革開放，廣東無疑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排頭兵。在廣東至少可以看到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其一是深圳，以體制創新帶動科技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模式；其二是佛山，我稱為“養孩子模式”，即依據本地資源禀賦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2019年GDP超萬億，培育了兩家進入全球500強的民營企業；其三是東莞，我稱為“領孩子模式”，即以招商引資騰籠換鳥的方式引進境外和國內先進產業、要素和企業，2021年GDP超萬億。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上述三種模式都經歷了巨大衝擊和嚴峻考驗。危機危機、危中有機。深圳把握住危機的機遇成功轉向了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但仍面對如何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全方位國際合作、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的新一輪考驗和挑戰，尤其面對地緣政治衝突、高房價等帶來的產業和人力外遷的壓力。佛山同樣把握住危機的機遇，通過城市更新、工業區改造，成功轉向傳統製造業與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的轉型，但也面對依靠要素禀賦的比較優勢還能夠走多遠，下一步如何借助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進入“要素禀賦+要素創造”的發展新階段。東莞也把握住危機的機遇，通過代工貼牌模式再造建立起一個相對完整的創新鍊和創新生態，如散裂中子源科學城、松山湖國家材料實驗室、華中科技大學東莞工業技術研究院、華為等企業開發試驗研究院。但東莞同樣面對加工貿易方式如何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數字貿易、技術貿易、綠色貿易的新情況新問題。
位於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園區全景
（圖源：中國經濟網）
在江蘇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以蘇州為例，其崑山和太倉發展出外向型經濟模式，招商引資、代工貼牌、全球發展；吳江和張家港發展出內生型經濟模式，民營為主、自立自強，打造了三家世界500強的龍頭民營企業；蘇州工業園區和高新區發展出創新驅動模式，政府有為、無中生有，市場有效、開放創新。由此我們發現，中國式現代化是各種不同改革模式間相互競爭、學習借鑒與務實發展的成果。去年，我國研發投入強度為2.55%，超過OECD的平均水平2.47%，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增長率連續八年超過10%，金額已超過3萬億人民幣。中國改革與發展模式各有特色，但其底層邏輯是共性的，即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求真務實、與時俱進，團結一致向前幹。
浙江省則在探索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上形成了最佳實踐。 2022年浙江省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超過71%，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43%，也明顯高於廣東的55.6%、江甦的58.7%，山東的45.8%（2021）、湖北的38.1%。浙江與江蘇相比，江蘇省的人均GDP水平高於浙江省，但浙江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高於江蘇。這體現了兩種不同發展模式的差異，在浙江，老百姓想通過汗水和努力過好日子的願望更容易實現。與廣東相比，浙江不僅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高於廣東，而且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社會分配差距顯著低於廣東。這也反映出兩種不同發展模式的差異，廣東的快速發展仍存在較大城鄉、區域和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浙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是，通過構建相對有效市場機制來解決不充分發展的矛盾，即依靠市場競爭來解決效率問題；通過打造相對有為政府作用來解決不平衡發展的矛盾，即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來解決公平問題。從地方經濟看，兩手都抓、兩手都硬，就有助於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此外，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發展，中美關係始終是一項重要變量。中美之間是老大老二之爭還是意識形態之爭？中美戰略競爭是中性的還是美國對中國的製裁打壓阻遏？中美關係未來是屢鬥屢破還是鬥而不破？中美關係的未來是走向合作共存還是漸行漸遠？這些問題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得不面對的。我的觀點非常清楚，中美關係始終是老大老二間的實力之爭。在1972年中美建交至今，我們始終
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始終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始終是堅持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這些並沒有妨礙中美關係的持續改善。即使在80年代末的重大風波，中美關係也迅速走向緩和。但為什麼今天中美關係的逆反饋機制迅速滑向衝突對抗的陷阱呢？其核心問題在於，美國想要永遠當老大，就必須把中國變成第二個日本、第二個前蘇聯。因此，當下的中美關係很像當年的上甘嶺戰役。中國人扛住了，美國人不得不走向板門店簽停戰協議，中美兩國就能走向合作共存；中國人扛不住，我們就會成為第二個日本、第二個前蘇聯。因此，關鍵在“我”。
美國方面把中美關係定義為戰略競爭，但什麼是戰略競爭？起初，美國人強調戰略競爭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後來，他們則坦率承認，戰略競爭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製裁、打壓、阻遏。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下一步，將不得不面對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具體而言，美國試圖用時間來瓦解中國供應鏈的根基，採取低增值環節推動近岸製造戰略、高中低增值環節推動回岸製造戰略、中高端增值環節推動友岸製造戰略。我們要提防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從“小院高牆”演變為“大院高牆”。
拜登執政期間推動對華脫鉤的“小院高牆”原則
（圖源：路透社）
目前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台商正在離開大陸和台灣，許多跨國企業也高度關注東亞地緣衝突的未來局勢。在習拜會晤時，習主席指出要“探討新時期兩國正確相處之道，找到兩國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造福兩國，惠及世界。”習主席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以上這兩段話明確表達了中國人的底線，下一步我們需要把兩國元首的表態落實到工作層面，形成中美兩國管控風險和危機的框架協議。我認為其中有兩條底線：一條是中美兩個大國不發生直接衝突，另一條是中國人不打代理人戰爭。我們需要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確保台海地區不發生類似俄烏式的代理人戰爭。但這裡存在一個“負反饋”機制，一系列不確定性事件仍在促使中美兩國的行為不可逆地滑向衝突的陷阱。因此，中美之間應建立一個硬約束機制，在負反饋效應疊加、一步步滑向戰爭陷阱時及時剎車。中美之間迫切需要一個管控東亞地區地緣衝突和對抗風險的對話協調機制和協議框架。這一點對於中美兩國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要。
總結制度型開放的已有最佳實踐
探索未來模式
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幾次重大變革。一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其中，睜眼看世界，解放思想、求真務實，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發展外向型經濟，推動了經濟體制機制的重大變革。在經濟領域，以代工貼牌、全球低端、汗水驅動為起點的嵌入式國際工序分工模式，撬動了大國經濟起飛和快速發展，形成了製造業國際國內高度依存的全方位合作體系，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在應對中美脫鉤或去風險化挑戰時，形成服務貿易、數字貿易、技術貿易國際國內相互依存的新合作體系，是掛鉤不脫鉤的重要經驗。二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明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是1994年正式取消了雙重匯率制度，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從此告別了外匯短缺並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資產。三是2001年加入WTO，推動體制機制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當時為了達成我國入世的最終協議，我們曾做出“三個重要讓步”。但從改革開放戰略大局來看，這項重要決策把握住了參與全球化融入世界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了體制機制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提升了開放條件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巨大進步。四是十八大以來經濟新常態呈現出三大特徵：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期、結構換擋期、動能轉換期。 2012年經濟增長率“破八”，2015年經濟增長率“破七”，2020年經濟增長率“破六”，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體制機制改革進入攻堅期。五是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這要求我國製度型開放不僅在規則、規制、管理、標准上要與國際高標準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而且要探索大國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和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體制機制、法治和治理現代化的未來之路。
改革開放40多年的最佳實踐說明，制度型開放的實質是“開竅”，即開全體人民市場經濟的竅、經濟國際化的竅、法治經濟的竅。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引入外來競爭壓力，激活內生增長動力，取得舉世矚目的增長實績。如四川開放開竅的最佳實踐。四川有句古話：“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險峻的地勢使四川隔絕於外界，由此造就了過去四川人相對封閉的觀念。但在這40多年間，四川人通過鍥而不捨的努力開放天空，大力發展航空運輸業；開放信息網絡，大力發展電子商務；開放國際物流大通道，大力發展中歐班列，促進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境內外快速流動，最終達到了開放開竅的效果，解放思想、轉變觀念、釋放活力、敢為人先帶來了今天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的大發展。
2022年6月，中歐班列（成渝）列車等待發車
（圖源：新華社）
制度型開放要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研究發現，凡是民企發展好的地方，國企也發展得好。 2022年中國企業500強中有169家地方國企，集中在民企發達地區。這些地方國企總部設在上海的有15家、北京有13家、廣州有13家、杭州有8家、深圳有5家、廈門有4家。東北三省僅一家地方國企上榜，即盛京銀行。其次，國企和民企的分工各不相同。 2022年，國企出口占總出口額的比重僅7.9%，進口占總進口額的比重達26.93%。由此可見，國企在進出口貿易中的分工地位，主要是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礦產資源安全、供應鏈安全以及國家經濟安全。而民企2022年出口占總出口額的比重高達59.37%，民企是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交換的主力軍。再次，國有部門承擔了更多公共和社會服務責任。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實物社會轉移部分，政府和非營利機構承擔免費或低價為居民提供貨物和服務的責任，如公共教育衛生、公共設施。改革開放前中國公共財富佔總財富的份額接近70%，目前則保持在30%左右。平衡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化解不充分不平衡發展的矛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課題。
制度型開放目前也面對著新挑戰。一方面是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挑戰，另一方面是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與區域價值觀貿易協定之間的競爭。目前中國重點推動的區域貿易協定有三個，分別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 RCEP有三個經濟合作圈，一個是中國和東盟，一個是中國和日韓，還有一個是中國和澳大利亞、新加坡。這三個經濟合作圈將共享區域自由貿易的好處。 CPTPP將推動中國高標準的製度型開放，包括國有經濟、競爭政策、產業補貼、知識產權、環境標準等方面的改革。 DEPA則將推動中國數字經濟規則的開放。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美國將超越傳統自由貿易協議來建立新國際經濟夥伴關係，將貿易政策從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轉向強調供應鏈安全和價值觀貿易政策，如印太經濟框架（IPEF）推動的四大支柱，即包括貿易、勞工和數字標準；清潔能源和脫碳；供應鏈彈性；稅收和反腐敗。這就要求我國製度型開放必須適應新國際經濟夥伴關係的新形勢，超越自由便利主導的對外開放戰略，探討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主題的高質量發展的國際戰略。
RCEP於2022年正式生效（圖源：網絡）
制度型開放助力製造強國戰略
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的製造大國和外貿大國。回顧改革開放歷程，1978年7月和8月，東莞太平手袋廠、順德大進製衣廠等“三來一補”企業率先設立，拉開了加工貿易方式推動中國市場經濟、外向型經濟體制轉型發展的序幕。這個進程全國持續了30年。從OEM、ODM、OBM的離岸製造，到90年代的輕紡工業，2000年代的房地產、建築和重化工業，再到2012年的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在岸製造，再到“走出去”推動全球製造，開啟了我國製造業轉型發展的路徑。 2021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29.79%，接近於美、日、德、韓、印度5國的總和（30.82%）。同年，我國通過ISO9001質量認證的企業超過42萬家，佔全球的比重超過42%，印度有3.65萬家，美國有2.55萬家。我國製造業離岸製造的優勢是靠豐裕勞動力資源嵌入國際工序分工體系，在相互依存中加快推進了“幹中學”過程；劣勢是初始階段沒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營銷渠道、自主品牌，形成高水平自立自強的屏障。然而，在離岸製造過程中，本地企業學會加工製造、設計營銷、品牌塑造，很快就轉向在岸製造和平行生產體系，為2008年以後轉向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和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打下了堅實基礎。
我國製造業發展的重要經驗值得總結。首先，擴大對外開放融入經濟全球化，使我國成為超級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其次，堅持經濟體制改革，我國民企和外企製造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70%。說明我國製造業的市場准入是開放的、市場競爭是激烈的，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再次，加工貿易方式遍及全國，但主要集中在跨境營商成本最低、綜合物流成本最低、貿易投資自由便利程度最高的少數區域。如珠江東岸、長江三角洲蘇南、山東半島等地區，使這些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第四，國內需求引導扮演了重要角色。如90年代的輕紡工業、2000年代的房地產、建築和重化工業、2012年以來的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因是國內三次消費浪潮引致產業轉型升級。第五，危機驅動是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如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是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拐點。第六，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形成和發展是最重要的製度因素，尤其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激發各種積極因素。
中國式現代化必然涉及到一個不能不回答的問題，即做一流製造強國還是二流製造強國，如何走出自己的路？依托制度型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將決定中國在國際製造業體系所處的地位。然而，在中美戰略競爭條件下，制度型開放首先要夯實高水平自立自強的基礎，優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後才是推動全方位國際合作。根據國家工程院等機構發布的《2021年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目前我國仍然是三流的製造強國，與二流製造強國，如日本、德國相比仍有一定距離。我認為，我國進入二流製造強國是時間的函數。換言之，只要有充足時間，中國一定能夠躋身二流製造強國的行列。但要成為一流製造強國，光靠時間是不足夠的，如日本、德國已很難進入一流製造強國行列，我們需要推動能夠突圍的體制機制重大變革。
《2021年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提出的製造強國評價指標（圖源：中國工程院戰略諮詢中心）
首先，我們需要發展一流的現代金融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金融是製約德國、日本成為一流製造強國的最重要因素。二流、三流的金融體係是不可能支撐一流製造強國的。我國擁有一個重要優勢是香港，如何在“一國兩制”下推動香港金融中心進一步國際化、高端化、法治化，帶動整個國家金融現代化、國際化、法治化發展，是事關中華復興戰略全局的大事。其次，我們需要發展一流的人才、研究型大學和世界大腦。這也是製約德國、日本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同樣，二流、三流人才是不可能支撐一流製造強國。這裡最關鍵的一點是打造世界大腦，需要國際化人才和研究型大學。更重要的因素在於第三點，我們需要發展一流的法治、制度和規則體系。什麼叫世界第一？ “中國人+好制度”就是世界第一。這裡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叫好制度？現階段引進一流的製度規範、一流的治理體系、一流的法治環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將好制度在方方面面落地。這是我們成為一流製造強國所要探索、踐行和本地化的條件。
一流製造強國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條件下產生的。我們要建設一流製造強國，就一定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薩繆爾森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就一定要超越零和博弈、贏者通吃、以強凌弱，就一定要扛住美國的一系列制裁、打壓、阻遏。美國正在將我們可能躋身世界一流的企業、大學和科研院所，以及生產性中介服務機構放入實體清單。目前，美國已將1100多家中國機構列入實體清單等限制性法案和政策。我們要扛住這些壓力，確保中美之間、中國和世界之間掛鉤不脫鉤、合作不對抗、開放不封閉、有飯大家吃，只有這樣，中美兩個大國才能真正最終走向合作共存。
我國現階段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重點領域。首先是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打造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五個“立”，一是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二是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三是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四是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一，五是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還有一個“破”，即進一步規範不當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其次是優化營商環境，與國際高標準規則對接。現階段重點是推進“三步走”。第一步是“放管服”，提升營商環境的便利化水平和效率；第二步是“補短板”，重點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納稅等公共服務、跨境貿易協調力不高、企業退出和准入仍存在製度性機制性障礙等四大短板；第三步則是與國際高標準規則接軌。尤其是世界銀行今年四季度將發表採用新評估方法的第一份宜商環境（BEE）評估報告，其中一定會有地緣政治的影響。這是中國高標準制度型開放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建議把它看作是機遇，“借力拆壘”，即藉國際壓力拆除我們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前行的壁壘。再次是我們有意願有能力參加CPTPP談判，推動我國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第四是積極推動RCEP轉型升檔。尤其在與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競爭中，通過高標準制度型開放推動亞太經濟體高水平合作，最終用自由貿易和市場力量戰勝價值觀貿易和地緣政治衝突。第五是主動參與DEPA談判，把握住全球性數字經濟的發展機遇。有研究表明，中美在基礎技術方面，美國的優勢是10，中國的優勢是3；在新基建方面，美國的優勢是8，中國的優勢是5；在應用場景和平台方面，中國的優勢是8，美國的優勢是9；在終端消費和連接方面，中國的優勢是10，美國的優勢是7。由此，要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就要從實際出發，不求最先進、但求最適宜；不求最優解，但求滿意解。在基礎技術上緊緊跟隨不掉隊，在新基建上加大投資力度追趕縮小差距，在應用場景和平台上開放競爭與合作形成正向激勵，在終端消費和鏈接上揚長避短、小步快跑。我相信，憑藉中國式現代化的模式創新和探討，我們一定能夠在數字賦能、綠色賦能和科技賦能中，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路子。 （本文經學術編輯劉承乾整理）
作者張燕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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