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南方”國家正經曆深刻的地緣政治重組與發展範式轉型。隨著“全球南方”國家自身蓬勃發展，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日益提升。南南合作的深化、南方國家尋求建立更為公正的國際秩序的訴求進一步推動了世界多極化進程。然而，傳統“南北合作”機制面臨效能瓶頸，新興多邊倡議亟待凝聚更多共識。國際安全局勢惡化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化使得“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國際政治格局更為複雜。

如何重塑“全球南方”的協同發展路徑，構建更公平的國際秩序？2025年5月24-25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變革中的‘全球南方’：地緣政治與發展合作”2025研討會在深圳前海開幕。本次論壇彙聚來自亞、非、拉及國際組織的學者、政策制定者與企業代表，圍繞“全球南方”的地緣戰略定位、金融體系重構、貿易規則創新等議題展開深度對話，為南南合作的未來探索理論與實踐突破，共話“全球南方”發展與轉型的未來。

與會嘉賓合影

（圖源：主辦方）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在開幕致辭中指出，“全球南方”是相對於“全球北方”而存在的——沒有“北方”，就無所謂的“南方”，其本質上揭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長期存在的不平等關係。如今，作為一種國際性運動，“全球南方”更多是一種集體性訴求和呼籲：一是利益的不平等，發展紅利被西方攫取，導致其在全球分配中獲益甚微；二是責任的不平等，以氣候問題為例，西方發展過程中造成的環境代價，如今卻盡數堆壓於“全球南方”之上；三是權力的不平等，儘管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但其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仍嚴重不足。

鄭永年指出，發展是“全球南方”當下最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發展依然是“硬道理”。而“全球南方”發展不足的原因有二：從短期看，是由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所導致的失衡；從長期看，其是西方模式的產物——無論是拉丁美洲的高度依賴模式，還是在西方體制內的依附模式，抑或是體制外的獨立模式，都難以在“獲得發展”與“保證獨立”之間實現真正有效的平衡。鄭永年強調，真正可持續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必須立足本國的文明根基、文化傳統與現實國情——凡是契合自身特點的道路，才能走向成功；凡是盲目照搬照抄的模式，註定難以為繼。

鄭永年致辭

（圖源：主辦方）

福特基金會中國地區主任、首席代表Mattie Bekink在致辭中指出，現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比以前更加緊密，而地緣政治的緊張又讓世界變得更加分離，讓未來更加充滿不確定性。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她呼籲，各方應加強團結，致力於讓“所有‘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都能夠共同合作和參與決策進程”，並且能夠“在知識、經驗、資源等方面實現共用，從而充分發揮各自潛力”。

“我們需要果斷而正確的行動，需要思考誰能夠具備引領時代的領導力”，Mattie Bekink強調，現在需要將“全球南方”真正納入全球發展議程，提升其在全球治理架構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共同塑造一個更加包容、公平的未來。

Mattie Bekink致辭

（圖源：主辦方）

“‘全球南方’不只是一個地理區位上的劃分，更是一個遠超地理界線的定義。”南方合作組織副秘書長、埃塞俄比亞前創新與技術部國務部長、阿迪斯阿貝巴大學副教授Shumete Gizaw在演講中指出，經濟、社會、資金流動、生產要素等諸多概念一起描述了“全球南方”。它並不意味著“南”與“北”的完全割裂，而是通過概念的界定來建立一個對話機制和平臺，以更好地解決歷史上的失衡和系統性的偏見，更好地關注“全球南方”在文化、經濟、資源等方面的共同支持，促進彼此間互鑒與合作。

“各國雖有差異，但不掩共性，而‘全球南方’最大的共性，是對發展的共同渴望與對不平等結構的集體回應”。Shumete Gizaw表示，“全球南方”不應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應成為全球治理的主動塑造者。如今，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都在致力於實現多邊主義，這已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想法，而是一個日漸成形的現實。“面對快速演變的全球格局，亟需對多邊主義和多極化賦予全新的定義”。他強調，“新的多邊主義”不是對舊秩序的修補，而是對“全球南方”基於公平與正義訴求的系統性重塑。

Shumete Gizaw致辭

（圖源：主辦方）

本次百川論壇為期兩天，共設置六大核心議題，聚焦“全球南方”發展的結構性難題展開深入研討。議題一“全球南方與地緣政治變化”關注中國-東盟合作、“全球南方”的地緣政治轉型等主題；議題二和議題三分別聚焦國際金融體系與國際貿易體系對“全球南方”的影響；議題四和議題五將解析國際發展合作、金磚機制與南南合作，尋求“全球南方”合作的機遇；最後一個議題則將探討未來“全球南方”的發展與轉型，尤其是多極化與中國未來合作的進展和前景展望。

論壇現場

（圖源：主辦方）

研討會首個議題“全球南方與地緣政治變化”，由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達主持，與會嘉賓深入剖析了“全球南方”的內涵、地緣政治影響及未來走向。“‘全球南方’更多是一種基於相近發展水準、發展訴求、發展觀以及全球治理觀的共同身份和話語敘事”，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執行院長何冬妮在發言中指出，在運用“全球南方”概念為發展中國家發聲和爭取權益時，需要警惕其成為加劇世界對立和兩極化的敘事和工具。伊朗歐亞研究所所長、德黑蘭大學世界學院副教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前駐俄羅斯大使Mehdi Sanaei強調了討論“全球南方”的積極意義及其概念的多維演變。他認為，與十年前偏地緣政治維度的“全球南方”相比，這一概念正在不斷地微調和豐富。南非約翰尼斯堡大學非中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David Monyae則引用安東尼奧·葛蘭西的名言“舊秩序正在消失，新秩序正在形成”來點明當前的時代變局，並著重闡述了非洲大陸在此歷史轉型期中的核心作用、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議題一嘉賓討論

（圖源：主辦方）

第二個議題“全球南方與國際金融體系”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助理院長包宏主持，與會嘉賓從國際金融體系、國際金融架構、全球支付體系、國際貨幣體系四個方面分享了各自的洞見。“非洲的參與不是要給危機‘開後門’，而是要為戰略夥伴‘開大門’”，非洲開發銀行非洲發展研究所所長Eric Kehinde Ogunleye強調了“非洲要尋求坐上談判桌的權利，助力重塑規則”。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非洲發展研究處副處長、副研究員張友誼著眼於國際金融架構，深入分析了“全球南方”國家未來應如何發展合作。他表示，以前綠色轉型是約束，現在綠色轉型是機遇，要發揮國際金融機構的撬動作用，促進綠色轉型的正迴圈。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員呂洋在“大金磚合作”背景下對如何創新全球支付體系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要從爭議之中尋找共識，在差異中凝聚合力，這是未來金磚發展的重要保障”。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員王瑤通過標準的經濟金融視角，解析了對等關稅後主要國際貨幣的變化。她指出，“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標誌著除美元外的其他主要貨幣（如歐元和人民幣）有更多的國際化表現——這是典型的美元國際權力下降、其他貨幣國際權力上升的過程，最終將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從美元霸權走向真正的多元化。

議題二嘉賓討論

（圖源：主辦方）

“全球南方”的未來，不在“替代”而在“共生”。當今時代的動盪變革既帶來挑戰，也孕育機遇。中國需堅定戰略定力，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擁抱變化，以智慧果敢的行動開拓新局。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作為專注於為區域及國家的戰略發展提供政策分析的智庫，我們的核心任務是幫助決策者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確定性”，積極發揮智庫“知”與“行”之間的橋樑作用，讓理念落地為規則。未來，百川論壇將繼續作為思想交流的重要平臺，彙聚全球智慧，聚焦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助力中國與世界的深度互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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