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正经历深刻的地缘政治重组与发展范式转型。随着“全球南方”国家自身蓬勃发展，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南南合作的深化、南方国家寻求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的诉求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然而，传统“南北合作”机制面临效能瓶颈，新兴多边倡议亟待凝聚更多共识。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使得“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更为复杂。

如何重塑“全球南方”的协同发展路径，构建更公平的国际秩序？2025年5月24-25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地缘政治与发展合作”2025研讨会在深圳前海开幕。本次论坛汇聚来自亚、非、拉及国际组织的学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代表，围绕“全球南方”的地缘战略定位、金融体系重构、贸易规则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南南合作的未来探索理论与实践突破，共话“全球南方”发展与转型的未来。

与会嘉宾合影

（图源：主办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全球南方”是相对于“全球北方”而存在的——没有“北方”，就无所谓的“南方”，其本质上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如今，作为一种国际性运动，“全球南方”更多是一种集体性诉求和呼吁：一是利益的不平等，发展红利被西方攫取，导致其在全球分配中获益甚微；二是责任的不平等，以气候问题为例，西方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代价，如今却尽数堆压于“全球南方”之上；三是权力的不平等，尽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但其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仍严重不足。

郑永年指出，发展是“全球南方”当下最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发展依然是“硬道理”。而“全球南方”发展不足的原因有二：从短期看，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失衡；从长期看，其是西方模式的产物——无论是拉丁美洲的高度依赖模式，还是在西方体制内的依附模式，抑或是体制外的独立模式，都难以在“获得发展”与“保证独立”之间实现真正有效的平衡。郑永年强调，真正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须立足本国的文明根基、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凡是契合自身特点的道路，才能走向成功；凡是盲目照搬照抄的模式，注定难以为继。

郑永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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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基金会中国地区主任、首席代表Mattie Bekink在致辞中指出，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比以前更加紧密，而地缘政治的紧张又让世界变得更加分离，让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她呼吁，各方应加强团结，致力于让“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共同合作和参与决策进程”，并且能够“在知识、经验、资源等方面实现共享，从而充分发挥各自潜力”。

“我们需要果断而正确的行动，需要思考谁能够具备引领时代的领导力”，Mattie Bekink强调，现在需要将“全球南方”真正纳入全球发展议程，提升其在全球治理架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包容、公平的未来。

Mattie Bekink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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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不只是一个地理区位上的划分，更是一个远超地理界线的定义。”南方合作组织副秘书长、埃塞俄比亚前创新与技术部国务部长、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副教授Shumete Gizaw在演讲中指出，经济、社会、资金流动、生产要素等诸多概念一起描述了“全球南方”。它并不意味着“南”与“北”的完全割裂，而是通过概念的界定来建立一个对话机制和平台，以更好地解决历史上的失衡和系统性的偏见，更好地关注“全球南方”在文化、经济、资源等方面的共同支持，促进彼此间互鉴与合作。

“各国虽有差异，但不掩共性，而‘全球南方’最大的共性，是对发展的共同渴望与对不平等结构的集体回应”。Shumete Gizaw表示，“全球南方”不应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应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动塑造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都在致力于实现多边主义，这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而是一个日渐成形的现实。“面对快速演变的全球格局，亟需对多边主义和多极化赋予全新的定义”。他强调，“新的多边主义”不是对旧秩序的修补，而是对“全球南方”基于公平与正义诉求的系统性重塑。

Shumete Gizaw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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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百川论坛为期两天，共设置六大核心议题，聚焦“全球南方”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展开深入研讨。议题一“全球南方与地缘政治变化”关注中国-东盟合作、“全球南方”的地缘政治转型等主题；议题二和议题三分别聚焦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对“全球南方”的影响；议题四和议题五将解析国际发展合作、金砖机制与南南合作，寻求“全球南方”合作的机遇；最后一个议题则将探讨未来“全球南方”的发展与转型，尤其是多极化与中国未来合作的进展和前景展望。

论坛现场

（图源：主办方）

研讨会首个议题“全球南方与地缘政治变化”，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达主持，与会嘉宾深入剖析了“全球南方”的内涵、地缘政治影响及未来走向。“‘全球南方’更多是一种基于相近发展水平、发展诉求、发展观以及全球治理观的共同身份和话语叙事”，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执行院长何冬妮在发言中指出，在运用“全球南方”概念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和争取权益时，需要警惕其成为加剧世界对立和两极化的叙事和工具。伊朗欧亚研究所所长、德黑兰大学世界学院副教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驻俄罗斯大使Mehdi Sanaei强调了讨论“全球南方”的积极意义及其概念的多维演变。他认为，与十年前偏地缘政治维度的“全球南方”相比，这一概念正在不断地微调和丰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David Monyae则引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名言“旧秩序正在消失，新秩序正在形成”来点明当前的时代变局，并着重阐述了非洲大陆在此历史转型期中的核心作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议题一嘉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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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议题“全球南方与国际金融体系”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包宏主持，与会嘉宾从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架构、全球支付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四个方面分享了各自的洞见。“非洲的参与不是要给危机‘开后门’，而是要为战略伙伴‘开大门’”，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研究所所长Eric Kehinde Ogunleye强调了“非洲要寻求坐上谈判桌的权利，助力重塑规则”。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非洲发展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张友谊着眼于国际金融架构，深入分析了“全球南方”国家未来应如何发展合作。他表示，以前绿色转型是约束，现在绿色转型是机遇，要发挥国际金融机构的撬动作用，促进绿色转型的正循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洋在“大金砖合作”背景下对如何创新全球支付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要从争议之中寻找共识，在差异中凝聚合力，这是未来金砖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王瑶通过标准的经济金融视角，解析了对等关税后主要国际货币的变化。她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标志着除美元外的其他主要货币（如欧元和人民币）有更多的国际化表现——这是典型的美元国际权力下降、其他货币国际权力上升的过程，最终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霸权走向真正的多元化。

议题二嘉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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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的未来，不在“替代”而在“共生”。当今时代的动荡变革既带来挑战，也孕育机遇。中国需坚定战略定力，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变化，以智慧果敢的行动开拓新局。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作为专注于为区域及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政策分析的智库，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帮助决策者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积极发挥智库“知”与“行”之间的桥梁作用，让理念落地为规则。未来，百川论坛将继续作为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汇聚全球智慧，聚焦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助力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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