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美國進入「原始資本主義2.0版」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春節特輯


前言 ·  2024.02.12

 

春節期間,各領域的朋友問我: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應該思考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如何在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關鍵。 今天我們面臨的不確定性是因為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但如果我們能夠認識這些問題和挑戰的根源,並且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和應對挑戰的方法,那麼我們就會擁有確定性。

 

確切地說,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是全領域和全方位的。 我挑選了三個領域,提出了三個問題,提供一些素材給大家在閒暇時的思考。

 

這三個問題是:第一,美國進入「原始資本主義2.0版」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第二,「文化中產」對國家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第三,在ChatGPT時代,大學存在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是國際層面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國家層面的問題,第三個問題是我自己所在領域即大學的問題。

 

應當指出的是,本系列文章所敘事的都是發展大趨勢,所提出的是我們認為是核心的問題,但目前並沒有定論。 儘管有些方面看來似乎還遙遠,但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核心問題是美國

 

首先需要對本文的標題進行解釋。 本文討論「美國」對「我們」的影響,這裡的「我們」不僅指向中國,也指向其他國家,因為正如下文所論述的,這個世界正在迅速分化成「美國」與「非美國」。 在國際層面,從廣義上說,有兩個“美國”,一個是標準教科書所定義的“美國”,即“本土美國”,另外一個是“國際美國”,即美國通過其本身的力量或者其 盟友的影響力在國際的延伸與輻射。 對美國霸權來說,儘管其今天的主要對手是中國,但它必須防備除中國之外的所有潛在挑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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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特區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大樓為白宮虛擬民主高峰會發表閉幕致辭,拜登的「民主高峰會」將美國霸權置於民主理想之上( 圖源:Getty Images)

 

今天,我們在國際層面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已經人盡皆知了,包括區域衝突(俄烏衝突和以巴衝突)、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南海問題、台灣 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已經產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並且在未來很長時間裡將繼續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 因此,我們不僅需要擔心和關注,更要找到化解它們的有效方法。

 

無論從短期或長期來看,我們的核心問題是美國。 儘管美國並非中國國際問題或外交關係的全部,但美國畢竟是核心問題。 這些年來,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有能力、有意願在全世界範圍內挑戰美國的競爭者(在美國的話語中,實際上類似我們所說的「頭號敵人」),並且這麼 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形成其所謂的「全政府模式」「全社會模式」甚至「全球模式」來對付中國。 中國沒有任何理由來誤解、誤判美國。 我之前也強調過,世界上唯獨中國不能誤解和誤判美國,原因再也簡單不過了,那就是美國已經把我們當成「頭號敵人」了。 不過,這也是很多人所擔心的。 在很多年裡,我們一直在誤解和誤判美國。

  

如何「讀懂美國」?

 

很多年裡,我們一直在從事「讀懂中國」的活動,這很有必要。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讀懂美國」。 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美國?

 

今天,人們所認知的美國實際上是一個“媒體美國”,我們從美國的媒體上所聽到、看到的“美國”,抑或是在中國的媒體上所聽到、看到的“美國 」。 實際上,就對美國的認知而言,美國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在整體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這不難理解,因為對美國媒體來說,「不是負面的新聞就不是新聞」。 美國社會是一個由「危機感」驅動的社會。 因此,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最具有危機感的國家。 有人說,這是美國的「霸權感」所致,因為霸權總是認為有其它國家要挑戰它。 但實際上,這源自於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製度安排。 在文化上,美國是一個宗教國家,有基督教所擁有的「原罪」和「墮落感」。 這種感覺曾經體現在德國歷史哲學家奧斯華‧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所寫的《西方的衰落》一書中,現在則體現在美國作家們的著述中。 就制度安排來說,美國信奉的是基督教的“性惡論”,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是自私的,因此,需要一個分權制衡的機制。 美國人在厭惡「黨爭」的同時也認為「黨爭」是必須的。 兩黨都會用負面的新聞來批評和攻擊對方。 這裡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美國精英階層的危機感。 他們是統治階級,最大的利益是永久的統治,他們需要美國人有一種深刻的危機感,推動國家的進步。 媒體更不用說了,如前面所說,媒體信奉的是「負面」原則。 這些因素往往加深了「美國危機」的感覺,而對不了解美國的人來說,更具有欺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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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6日,極右翼組織「驕傲男孩」(Proud Boys)的成員在密西根州蘭辛市的州議會大廈外舉起了一個木製十字架,其中一些人全副武裝,身著戰鬥服裝, 他們反對將民主黨人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圖片來源:AP)

 

事實上也是如此,外在世界也一直唱衰美國。 無論是其自由市場還是民主政治,美國一直被視為是世界的「燈塔」。 不過,2008年美國製造了全球金融危機,這些年又發生深刻的民主危機,這使得美國這座燈塔轟然倒下了。

 

我們需要一個「沒有媒體的美國」。 或者說,我們需要一個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的美國是一個透過考察美國所得到的美國,而非一個「媒體美國」。

 

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內部的變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 傳統教科書知識,無論是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已經很難再作為清晰認識美

國的工具了——因為美國制度的核心或者說其製度的基礎設施是資本主義。 我們如果要認知美國,就要回答今天美國版本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如何運作、其外部性又是怎樣等問題。

 

  

美國進入“原始資本主義2.0版”

 

簡單地說,今天的美國已經進入了我稱之為「原始資本主義2.0版」的階段。「原始資本主義1.0版」指的是馬克思當年批評的資本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和資本擁有絕對自由的「瘋狂時代」。 資本處於絕對自由狀態,但勞工沒有自由,只有挨餓或出賣勞動力的「自由」。 這是馬克思《資本論》分析的問題。 而政府站在資本這一邊,幫助資本剝削勞工,因此馬克思認為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者。

 

一邊是絕對自由,另一邊是絕對的不自由。 這導致了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所說的“雙向運動”,即一邊是自由資本主義運動,另一邊是(反向)勞工自我保護運動(確切地說是社會 主義運動)。 這個雙向運動構成了近代以來西方最深刻的危機。 西方資本主義也因此從原始資本主義轉向了規制資本主義。 規制資本主義內容廣泛,既包括針對勞工的福利社會,也包括規制資本活動範圍的製度。 就思想來說,二戰以後至1970年代盛行於西方的凱因斯主義可以說是規制資本主義的基礎。 凱因斯主義的中心是內外兩個平衡:在內部,是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之間的平衡;在外部,是國際貿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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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卡爾波蘭尼在工人教育協會的教學(圖:William Townsend)

 

由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和美國前總統雷根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打破了這兩個均衡,促成了天秤迅速向資本傾斜。 就美國內部來說,儘管全球化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收入和財富差異越來越巨大、社會越來越分化,美國社會從凱因斯主義經濟政策時代的「中產階級社會」轉型成為「富豪 社會」。 就美國外部來說,美國的國際貿易逆差越來越大。

 

川普主義似乎有意扭轉這種趨勢,內部給予資本更多的自由,外部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結果,資本的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美國勞工的情況並沒有改善。 川普代表的是傳統的產業,對現代產業並無深刻的認識,其政策對美國的產業也沒有任何實質的影響。 拜登政府的目標也是改變這種情況,差異是重點的不同和話語的不同。 對外,拜登只是改變了川普的「退群」政策,而對華維持了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路線。 對內,學界和媒介所說的、拜登本人所願意接受的「拜登經濟學」也沒有對美國人的民生有實質的影響。 這也就是拜登最近少用、慎用「拜登經濟學」概念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不管是川普還是拜登,美國經濟還是在根據自身的邏輯在發展演化。

 

那麼,美國經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就要看今天美國的「原始資本主義2.0版」有哪些表現。 如同「原始資本主義1.0版」是資本與政府配合的產物,「原始資本主義2.0版」也是資本與政府配合的產物。

 

就政府方面來說,最主要表現為基於貨幣主義的「新凱因斯主義」。 古典凱因斯主義的重點是財政政府,即政府透過稅收財政政策幹預經濟,以實現內部的充分就業。 在外部,表現為國際經濟組織體系—世界銀行、國際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 財政凱因斯主義在內部導向福利社會和中產階級的擴大,在外部則維持貿易平衡(至少在西方世界內部)。 但今天的新凱因斯主義則是建立在貨幣政策上的。 在內部表現為發錢,即量化寬鬆政策。 新凱因斯主義的最大影響力在外部,即美國這些透過貨幣政策(高利率)把世界上最優質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吸引到美國,使得各個經濟體拼命向美國靠近、靠攏,以圖紅利。 這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所有經濟體,尤其是出口導向經濟體。 可以說,至少就外部來說,新凱因斯主義已經導致了一場十足的地緣經濟轉移運動。 結果,世界經濟變得更加不平衡、不穩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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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12月的新聞發布會上,聯準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表示,縮減資產負債表計畫是「在準備金餘額略高於與充足準備金相一致的水平時,減緩並 停止資產負債表規模的下降」(圖源:路透社)

 

就資本來說,最主要表現為規制資本主義的衰退。 規制資本主義是西方強政府的產物。 但是,今天因為民粹主義的崛起,西方弱政府(僅就內部政治而言)是一個普遍現象。 民粹政治導致黨爭,黨爭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危機和針對社會的治理危機。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無法顧及資本,更不用說是規制資本了,資本因此得到了一種完全的自由。 無論就網路或人工智慧產業來說,儘管從川普到拜登,美國一直在叫嚷著要規制和監管,甚至業界從業人員都在要求政府發揮監管作用,但那麼多年過去了,還是沒有太 多實質的監管舉措落地。

 

新凱因斯主義所吸引的資本和財富,以及政治危機所產生的資本的完全自由,這給美國資本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不難理解,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美國科技如此快速發展的原因。

 

有何影響?

 

那麼,美國的「原始資本主義2.0版」對美國內部和世界正在產生什麼影響呢? 結構地看,這和「原始資本主義1.0版」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

 

對內,收入和財富差異持續拉大,社會持續分化,民粹主義盛行,政治分裂加劇。 這也是美國今天的現實:科技正在快速科技進步,財富被前所未有地創造,民粹主義方興未艾,而黨爭使得許多美國人開始懷疑是否會發生另一次內戰。

 

不過,最大的風險在於外部。 近代以來的工業化是多元的,帝國主義也是多元的。 帝國主義之間構成了某種程度的「分權制衡」。 但現在則不同,美國獨霸世界。 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今天世界的競爭只是美國公司之間的競爭。 其他國家,無論是其他西方國家或非西方國家,都正在快速失去和美國競爭的能力。 在決定世界未來的人工智慧領域,美國更表現為“一神教”,其他國家即使想發展,也只能從美國的邏輯中得到一些延伸。

 

很多人已經觀察到,美國對多邊主義甚至區域主義並不感興趣。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處於一國獨大的地位。 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出現了「美國」和「非美國」之分。 「美國」正在擴大,從「本土美國」擴大到「世界美國」。 一旦地緣經濟學取代了傳統經濟學,這種趨勢將無法阻擋。 美國人的“理想”一直是“要么是我的朋友,要么是我的敵人”,而美國的科技發展正在輔助美國實現這一“理想”。

 

如果美國獨霸人工智慧這個趨勢不能逆轉,那麼在可見的未來,世界就只有「美國」與「非美國」之分。 對「非美國」人民來說,都是飛機上的旅客(passengers in flight),命運掌握在美國資本的手裡,並非自己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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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4日,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當地862名工人在福特肯塔基卡車工廠附近的工會大廳參加練習糾察隊(圖源:WDRB)

 

如何應對?

 

對我們來說,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應對這種局面。 以下幾個問題是不得不思考的。

 

第一,如何「止戈為武」。 既然美國已經把我們界定為“頭號敵人”,那麼如何遏制美國對我們利益的損害呢? 或是自我保護呢?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在關鍵技術領域追趕美國。 我們不想戰爭,但阻止他人使用“戈”的方式就是自己需要擁有這種“戈”,甚至更好的“戈”。

 

第二,如何在全球層面對美國構成一定的製衡? 應該意識到,在人工智慧領域,最有能力對美國構成製衡的便是中國。 相較而言,在所有「非美國」國家中,中國擁有最多的網路公司,也具有最強的能力。 問題在於,美國的焦點在於“矛”,而我們的焦點在於“盾”。 如果我們只繼續關注“盾”而忽視“矛”,那麼在未來將很難抵禦美國的“矛”。 在人工智慧領域,我們需要解決許多內部問題,既有技術層面的問題,也有政策層面的問題。 我們曾經和美國旗鼓相當,但現在差距正在被拉大。

 

第三,是否需要思考在「國際美國」和「非美國」之間作一種權衡? 美國今天把中國界定為“頭號敵人”,但說不定哪一天美國會把另外一個國家界定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 美國的「敵人」帽子是根據其利益來戴的。 也就是說,我們不僅不需要把美國視為“敵人”,更需要動態地調整與美國的關係。 即使處於“非美國”,我們仍然會有空間來平衡美國,因為在人工智慧時代,美國資本想“奴役”的不僅僅中國,而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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