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特朗普在国内政治上陷入被动。11月18日至19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最新变动,或将为这场中美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增添新的变数。
本文指出,中期选举失利不会改变特朗普对华竞争的基本立场,却可能会改变他在中美外交上的政治需求,即他需要借助深圳会晤争取一份可向国内展示的外交成绩单,又必须防范国内强硬派指责其对华妥协。因此,经贸、能源等领域达成交易的可能性较大,科技与安全领域的松动空间则十分有限。这种既需要外交成果、又顾忌国内反弹的矛盾,将贯穿特朗普的深圳之行。
特朗普中期选举遭遇“滑铁卢”,民主党历史性大幅度领先掌控参众两院,西方媒体称特朗普已陷“跛脚”困境,对外政策自主权进一步受限。11月18日至19日,特朗普预计将赴深圳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场原本已经安排好的大国高层交往,因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变化而增添了新的政治意味。特朗普此行将如何盘算?中美经贸谈判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受挫,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区域合作?
笔者认为,从特朗普的“赢学”哲学看:“选赢了是一贯正确,输了索性就一条道走到黑”,中期选举不会改变他的执政方式,因为他已经到这个年纪,认定的事情会坚定地做下去,前期通过效忠他个人,特朗普已建立了个人化的总统权力,有力地控制了行政体系。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期选举失利不会改变特朗普对华竞争的基本立场,却会改变他运用外交的政治需求。
深圳APEC会晤可能呈现出一种矛盾:国内政治受挫,使特朗普更加需要外交成果,也让他在对华谈判中面临更多顾虑——希望从中国获得合作,又必须防范国内强硬派指责其对华妥协。这种矛盾,将贯穿其深圳之行。
国内失分、特朗普为何更需要深圳APEC?
一、选举失利,特朗普需证明仍然掌控主动权
民主党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意味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程的执政环境将发生变化。民主党可以通过立法、预算审议和委员会调查增加白宫的政治压力,特朗普推动国内政策也将面临更多阻力。不过,新一届国会要到2027年1月才正式履职,深圳会晤期间,共和党仍然掌握现有国会。中期选举首先改变的是特朗普对未来执政环境的预期,国会权力交接尚未真正开始。
特朗普显然不愿过早接受自己进入“跛脚鸭”状态的政治叙事。他需要向共和党内部证明,选举失利并没有削弱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也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美国国内政治虽然发生变化,总统仍然能够代表美国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与中国领导人的高层会晤,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特朗普一向重视个人主导的外交,尤其看重领导人直接谈判所带来的政治效果。对于他来说,深圳之行不仅关系到中美关系,也关系到自己能否在国内政治受挫后重新展示总统权威。选举之前,他希望外交成果帮助自己争取选票;选举之后,他更需要借助外交成果稳住政治地位。
二、从争取选票转向争取政绩,外交交易更具吸引力
特朗普希望把深圳之行变成一份能够公开展示的外交成绩单。9月中美元首会晤已经为后续磋商打下基础,他很可能沿着既有议题继续推进,重点包括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保持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稳定、延长贸易休战、调整部分商品关税,以及加强禁毒、反诈等执法合作。
这些议题都比较容易形成具体的交易条件。中国增加采购,可以转化为美国农民和能源企业的订单;部分关税调整,可以为美国企业争取市场机会;关键矿产供应稳定,也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和军工产业的供应链压力。特朗普可以将这些成果包装成自己通过谈判为美国争取到的实际利益。
中期选举失利后,特朗普需要面对选民对生活成本、经济表现和政府治理的不满。外交协议虽然无法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却能提供一套新的政治叙事。若深圳会晤取得进展,他还可以将成果延伸到12月美国主办的G20峰会,形成连续的外交展示。对于急于证明自己仍有执政能力的特朗普来说,这样的安排具有现实吸引力。
特朗普有哪些盘算与顾虑?
一、经贸可以谈,科技和安全问题难松动
特朗普有动力通过中美交易取得成果,但不同议题的妥协空间差异很大。经贸问题相对容易找到利益交换的办法,科技和安全问题则牵涉美国长期战略布局,国内政治阻力也更大。
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可能愿意讨论延长关税休战、调整部分商品关税、扩大市场准入等安排,以换取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或者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这些安排可以被解释为美国利用关税筹码换取了实际收益,既能照顾企业界的诉求,也便于向国内选民交代。
科技问题要复杂得多。特朗普可能在商业性、非敏感技术和出口许可程序上寻找空间,但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领域明显放松限制的可能性较小。美国两党在对华科技竞争和产业安全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特朗普也无法轻易改弦更张,需要考虑国会、国家安全部门和共和党内强硬派的反应。
台湾和军事安全问题的妥协空间更小。这些议题牵涉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也容易引发国内政治争议。特朗普可能倾向于避免在APEC期间主动制造新的摩擦,把主要谈判精力放在经贸领域。即使双方能够在部分问题上形成共识,他也需要控制公开表述的尺度,避免被国内政治对手解读为对华示弱。
二、希望中国帮助解决国际难题,又不愿中国扩大国际事务主导权
俄乌和伊朗问题,是观察特朗普对华交易逻辑的两个重要窗口。
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希望尽快推动停火和谈判,降低美国持续介入的成本。他可能希望中国利用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向俄方传递有关停火、避免冲突升级和战后安排的信号。中国与俄罗斯保持高层沟通,具有一定的外交影响力,这也是美国希望借助的资源。不过,特朗普未必希望中国成为正式调停方,更可能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推动俄罗斯认真考虑谈判方案。
伊朗问题同样如此。战争带来的军事开支、能源价格波动和国内政治压力,使特朗普有动力寻找外交出口。他可能希望借助中国与伊朗的沟通渠道,推动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对于美国来说,中国能够发挥一定作用,有助于降低解决问题的外交成本。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矛盾:特朗普希望中国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帮助美国解决问题,却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主导作用保持警惕。他希望中国提供合作,却未必愿意给予中国相应的国际政治空间。这种心态也会影响他在深圳会晤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的方式。
三、既要争取交易成果,也要防范右翼阵营反噬
特朗普还必须考虑共和党内部的政治反应。中期选举失利并没有消除共和党内部的对华强硬声音。随着民主党即将控制国会,特朗普更需要稳住自己的政治基本盘,避免党内人士将选举挫折归咎于其外交政策不够强硬。
如果特朗普在深圳会晤期间明显放松高端芯片出口限制、调整对台政策,或者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作出被解读为向中国示弱的承诺,就可能遭到共和党强硬派和对华鹰派的批评。民主党也未必会支持这类安排,因为美国两党在科技安全、军事竞争和对台政策上仍然存在不少共同立场。
因此,特朗普可能采取比较谨慎的交易策略:在农产品采购、能源、关税和部分商业合作上争取成果,在高科技和安全问题上维持既有政策,同时避免作出难以向国内解释的承诺。他希望带回一份可以展示的外交成绩单,也要确保这份成绩单不会成为党内攻击自己的政治把柄。
深圳APEC将面临什么考验?
特朗普一向偏好领导人之间直接谈判,习惯于把复杂的国际问题转化为可以进行双边谈判、利益交换的具体事项。中期选举失利后,国内政策空间收窄,可能使他更加重视总统个人外交,希望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直接沟通,推动一些需要高层拍板的议题。
一、多边会议成为舞台,双边交易可能成为重点
深圳APEC期间,特朗普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双边会谈和具体交易上。多边会议能够提供展示美国影响力的舞台,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则更符合他的外交习惯。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退出APEC多边机制,但美国对共同议程和长期承诺的投入可能受到影响。
APEC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经形成贸易投资、数字经济、供应链和区域互联互通等一系列合作议程。其价值在于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的经济体提供持续沟通的平台,帮助成员在分歧中寻找共同利益。如果主要经济体越来越重视双边交易,区域合作就容易受到短期利益牵引,领导人宣言和共同议程的政治分量也可能下降。
二、美国长期承诺不足,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更多变数
APEC并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自由贸易组织,主要依靠成员共识、政策协调和自愿落实推进区域合作。特朗普弱化领导人宣言、回避长期经贸承诺,不会直接使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失效,却可能降低成员对美国持续参与区域规则建设的预期。
目前,亚太已经形成RCEP、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推进,需要APEC发挥规则交流和政策协调作用。如果美国持续回避区域性贸易承诺,美国与亚太区域经济规则体系可能进一步脱节,不同贸易安排之间的协调也会更加困难。
供应链合作同样可能受到影响。美国可能更多依靠双边协议、关键矿产合作和供应链安全伙伴关系,推动合作经济体按照自身经济安全标准重新配置产业链。区域内不同经济体分别与美国、中国及其他伙伴建立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供应链认证制度,企业就需要承担更高的制度协调成本。对于同时依赖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和美国市场、技术与资本的东盟经济体而言,这种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类似风险。如果美国转向与少数技术伙伴制定排他性标准,亚太区域可能出现多套并行的数字规则,跨境数据流动、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的协调难度随之增加。长远来看,APEC可能更多承担政策对话和协调分歧的功能,推动区域经济规则进一步融合的能力则会受到考验。
三、中美关系需要更稳定的共识性预期
特朗普此行最值得观察的,是他在国内政治受挫之后如何重新计算美国对华关系的成本与收益。他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取得外交成果,又要向国内证明自己没有在战略竞争中退让;他希望借助多边会议展示美国影响力,却更习惯于通过双边交易解决具体问题。国内政治压力越大,这种矛盾就越突出。
对中国而言,既要看到特朗普寻求经贸合作和国际事务协调的现实需求,也要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会因一次高层会晤而改变。中美可以在贸易、能源、禁毒、反诈以及部分国际热点问题上寻找合作空间,但特朗普的阶段性交易需求,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立场已经发生转变。
深圳APEC能否成为特朗普的外交成绩单,最终取决于双方能否把高层共识转化为具体安排。对中美关系来说,高层会晤可以缓解眼前的紧张,却很难自动消除长期积累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借此建立稳定、可预期、能够持续落实的合作机制。特朗普希望通过外交交易为自己的后半程执政增加筹码,中国则需要一个能够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避免关系反复震荡的外部环境。双方的利益有交集,也各有边界。深圳APEC能否留下持久成果,关键还要看会后能否把双方元首谈出来的共识真正落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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