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6日,以色列宣称对伊朗拉里贾尼实施“清除”,并扬言继续“追杀”新任最高领袖;18日,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61波攻势,誓言报复。短短半个月,从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到霍尔木兹海峡战云密布,这场本可收场的冲突,正滑向新一轮长期拉锯战。谁在推动战局升级?谁又握有停战的钥匙?

本文深度剖析美、伊、以三方在这场冲突中的战略目标与出牌逻辑,指出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完全精心策划的牌局,而是一系列偶发因素叠加的结果。文章指出,和平谈判始终是三方目标的“最大公约数”,但“可信承诺机制的缺失”、“对以色列单边行为的制约真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牌的双刃效应”,构成了阻碍停战的三大结构性障碍。

丘吉尔曾警告:“屈从于战争狂热的政治家必须意识到,一旦信号发出,他便不再是政策的主宰,而是不可预见、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隶。”当美以步步紧逼,伊朗内部权力未稳,国际社会的斡旋机制又能否填补大国缺位的真空?这场冲突究竟会以谈判、持久战还是政权更迭收场,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三个结构性障碍能否被拆除的博弈之中。

 

从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突袭,致使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40多位高层身亡以来,美国、伊朗、以色列、海湾国家、域外国家都相继卷入这一冲突,战争进程也出现了多个转折点。

 

3月16日,以色列方面宣称对伊朗实质上的执政领导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实施了有效清除,并威胁将“追杀”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并称正在打击伊朗“所有领导人”。

 

伊朗方面在18日发表声明,宣布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61波攻势,以此报复拉里贾尼遇害。此前一天,以军威胁将伊朗议长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声,称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这一场冲突大有滑入新一轮长期拉锯战的趋势。

 

二战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自己年轻时作为记者偶尔参与战争的经历时写道:“永远、永远、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一场战争会顺利而轻松,也不要以为踏上这段奇异航程的人,能够预知自己将遭遇的潮汐与飓风,”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这样写道。“屈从于战争狂热的政治家必须意识到,一旦信号发出,他便不再是政策的主宰,而是不可预见、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隶。”

 

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缘起与推进并非是一开始精心计划,而是一系列偶发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场战争本也有多次可以收场的机会节点,因为都不想承担“输”的代价,各方都没有把握住。

 

  

理解美国的“打牌”与“出牌”的摇摆性

 

这场战争的发生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偶发的结果,战争的各方的战略目标也有所差异,正如三个人聚在一起打牌,各自的利益目标和出牌方式都有所差异,从最初模糊的目标,到出牌过程中不同的应对,最终拉扯出了战争的进程。

 

(一)特朗普并非意在石油,而是打击伊朗政权

   

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多重因素,并非是一味地被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所“忽悠”,在特朗普的全球版图计划中,伊朗、朝鲜等本就是在敌对国家层次,解决伊朗政权对美“不友好”的威胁在其既定的国际议程上。

 

特朗普对全球秩序的势力划分(图源:笔者自制)

 

恰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去年12月开始即向特朗普游说,从最开始请求特朗普“允许”并提供支持,到美国亲自下场,中间的过程也体现出了特朗普及其决策团队的决策缺陷。

 

一是特朗普的决策结构存在“马屁文化”,决策核心内部都向上对特朗普负责,并存在“层层加码”的情况。当特朗普最开始准备“小打”或者“以打促谈”时,副总统万斯提出“既然伊朗可能报复,为何不彻底打击”,而忽略了来自军事系统的专业意见。例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曾多次提醒过特朗普“伊朗可能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被特朗普公开表述道,“军事系统领导人对他很支持”。

 

二是特朗普并没有被委内瑞拉的“斩首”行动的胜利所鼓舞,其认为对伊朗的行动也将因为“斩首”行动成功而快速结束。所以从一开始,特朗普就没有打算,也没有预料到要陷入中东战争泥潭,其认为对伊朗的行动只会“速胜”,并没有考虑到伊朗如果扛过了第一波冲击后,美国是否要地面进入伊朗的问题。

 

三是特朗普及其团队对伊斯兰什叶派从根子上存在不信任,不相信美国能够与伊朗和平共处,也不相信伊朗神权政权能够真的放弃无核化。这也是为何在谈判过程中特朗普团队仍然一直在进行作战规划和军事力量集结的原因,从内心深层次来说他们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可能是无效的。2026年2月16日,卢比奥在布达佩斯对记者表示:“我们必须理解,伊朗最终是由什叶派教士统治,决策也由他们掌控——是激进的什叶派教士,明白吗?这些人根据纯粹的神学作出政策决定。这就是他们作出决定的方式。所以,与伊朗达成协议很难。”

 

(二)美国的战略目标存在“高配”与“低配”区间

   

特朗普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而是根据现实情况摇摆的区间,其并未清晰表达连续一贯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并且从开始打击导弹、核设施和伊朗海军,到后来宣称要政权更迭,再到最近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可以梳理出,特朗普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存在一个高配与低配的区间。

 

当战事顺利且代价不大,“高配版”——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重建一个世俗的、亲美亲西方的伊朗政府,这一目标是特朗普在袭击伊朗初期成功后所振奋而跟着以色列提出的目标,但是从实际落地来看却困难重重。这需要系统性地根除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根植于伊朗民众的伊斯兰信仰体系和盘根复杂的政治体系,无论是现存流亡的巴列维王朝后裔或是伊朗国内分散弱小的反对派都难以达到重新凝聚伊朗的目的。特朗普也多次提出他在伊朗现有政权体系中有瞩意的人,但是也被打死了。

 

“低配版”就是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实现“伊朗无核化”,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特朗普在3月1日接受月刊采访时说:伊朗新领导层希望与他对话,他也同意与伊朗方面对话。可见,在国内民众不支持且面对来自国会问责的压力,以及特朗普长期以来奉行“低成本霸权”模式,不愿意长期陷入一场战争泥潭的心态来看,特朗普的战略目标就是强制伊朗实现“无核化”,且谈判一直是可选项。

 

(三)美国的“出牌”方式在“实力求和”和“压制控制”之间徘徊

   

根据笔者研究,特朗普基于实力的外交体现在对待不同的实力程度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当特朗普认为局面可控,伊朗已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时,就会对伊朗实施压制性控制的方式;当伊朗未能被美国控制,则会采取谈判对话的方式追求以和平求和平。

 

伊朗方面,也正是盯紧了这一点,试图以将美国拖入持久战、美军伤亡和军事资产受损、全球油价上涨等方式来逼迫美国以“实力求和平”,而非压制性控制/打击。

 

美国对待不同国家的策略工具箱(图源:笔者自制)

 

  

以色列十分坚定:彻底打击伊朗伊斯兰政权及代理人

 

(一)攻击伊朗是以色列为了谋求国家安全的坚定目标

   

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伊朗暗中支持的哈马斯对以色列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了突袭,以色列此后持续对支持哈马斯的势力团队进行一系列“睚眦必报”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深刻认识到,伊朗的伊斯兰政权是威胁以色列国家生存的最终对手。因此,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标十分明确,更迭伊朗的伊斯兰政权。

 

(二)美国与以色列的目标既存在重合也有“同床异梦”

   

无论美国是否参与,或是提供多大程度和范围的支持,以色列都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是,能够游说美国参与对伊朗攻击,无疑是以色列外交的成功。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的战略目标也与以色列有所不同。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战略目标存在高配(更迭政权)和低配(无核化)的徘徊区间。并且美国国内多方声音批评特朗普成了“以色列优先”而非“美国优先”。因此,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始终存在摇摆,在“实力求和”和“压制控制”之间徘徊,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美伊冲突开展的第一周以后,美国、以色列的“同床异梦”表现得十分明显,特朗普也多次表达可以和伊朗谈判,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特朗普的“高配版”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愿意在一开始甘受伊朗报复风险而充当第一轮饱和打击对象的原因,以色列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快速全面的胜利促使特朗普支持以色列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非因战局拖延不顺而让特朗普退回谈判桌。

 

(三)以色列将一直打击、暗杀伊朗现有政权给美国继续下去的信心

   

在美国有所退缩的时候,以色列则继续加强对伊朗的猛烈打击,快速地瓦解伊朗的军事力量体系和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情报手段、人力刺杀和武力打击结合的方式,不断地消灭伊朗政治体系的领导人物,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

 

以色列实际凭借其突出的情报渗透能力和暗杀能力实施了双重“心理战”:一是不断击溃伊朗现有领导层的反抗决心,二是不停安抚美国这场战争将很快结束,通过在伊朗行动的成功给予美国信心,捆绑美国共同实现以色列的伊朗行动目标。

 

伊朗最高安全会议领导被暗杀情况(图源:美国战争研究所)

 

  

伊朗无力取胜,以不对称对抗策略吓止美国

 

(一)绝对实力不强下伊朗只能选择不对称对抗

   

由于绝对实力不够,伊朗无法与美国和以色列实施正面对抗,并且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对反击行为保持了克制,并不想扩大战争,因此逐步摸索出了不对称对抗的战法。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开源分析,伊朗总体采取了不对称战争的方式,包括五大策略:

 

1. 以“造成美以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为核心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迫使美国感到战争损伤压力;
2. 以“扰乱波斯湾航运”为目标的无人机、导弹袭击及布雷,扰乱全球能源运输引发美国能源压力;
3. 利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等“抵抗轴心”发起的代理人攻击;
4. 对中东海湾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
5. 其他非对称手段。

 

从目前来看,第一条和第二条策略都产生了效果,并且在前期第一条作为主要威慑条件,而在上周五以后,波斯湾的航运问题逐步成为美国的主要关切,也成为美伊冲突得以持续的主要原因。

 

(二)伊朗内部领导层的无力也模糊了伊朗的战略目标

   

伊朗本轮战争存在诸多实力上的短板,国内政治系统被以色列渗透严重,领导核心圈层“最高权力真空”和内部派系竞争(斗争)情况突出、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藩镇割据”风险和各行其是的问题都相应存在,这位最高领袖实际所面对的困难很多:

 

1. 伊朗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分裂

 

伊朗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分裂,民众对当前政府的支持度不高,有个说法是“226”的分类,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民众强烈或是支持现有政权,60%的民众只想改善生活。因此,尽快结束战争恢复经济发展,对于这位年轻(仍要执政多年)的最高领袖而言更为紧迫。

 

2. 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力似乎不足

 

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本身的领导力似乎不足,对最高权力机构和国内政治局面的掌控不足,一方面面临来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等派系的竞争,另一方面,其在伊朗高级教士阶层中的支持不够。在此背景下,扶植其上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产生了很大作用。

 

3. 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权力扩张

 

伊朗新任最高领袖需要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权力扩张。这位新领袖面临着处理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的问题。从人类历史上处理军政关系的案例来看,穆杰塔巴也会经历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也必然要将推举他上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关进权力的笼子里,限制军队的权力。因此,穆杰塔巴也不会倾向于长期战争,长期战争只会让军队的权力更大更不好控制。因此,结束与美国甚至以色列的战争,也是穆杰塔巴为了掌握伊朗最高权力的最优选项。

 

  

美伊冲突终止存在“3个机会节点”

 

美伊冲突的终止存在3个机会节点,第一次取决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第二次取决于美国方面对伊朗石油设施是否打击的政策(取决于美国对全球石油价格短期波动的承受度),第三次由以色列把握,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实施清除。

 

(一)第一次战争终结机会出现在新任领袖上任后

   

在继承父亲阿里·哈梅内伊后,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久未现身,神秘地发号施令,并维持了对美强硬,并继续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在当选后的首份公开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保持封锁,作为对“伊朗敌人”施压的手段。并且有伊朗高级官员在3月17日表示,穆杰塔巴在外事会议上否决了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或实现和平”的提议,驳回了由两个中介国向伊朗外交部转交的提案。

 

之前伊朗方面虽然宣称封锁海峡,但是采取了高度的克制,未采取沉船、鱼雷布雷或大规模水雷封锁等极端物理手段。伊朗革命卫队虽通过无线电警告“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并但未实施系统性击沉油轮或全面布雷。伊朗官方(外长阿拉格奇)多次澄清“无意完全关闭海峡”,并明确不支持美以的国家都可通行。可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伊朗具有自主空间,可以作为对美谈判的筹码。

 

这位新任领袖,在一开始对美表示强硬,是其继位合法性的证明,但是随后对美持续强硬,并宣称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方面感到不安。因为特朗普原定尽早体面结束与伊朗冲突、避免陷入长期战争,着手处理古巴问题、筹备与中国访问。

 

如果上周,伊朗最高领袖上位后,能够在停战条件上有所让步,或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予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战争的终结或许还有转圜。笔者认为,在上周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上任后的48小时后是终结战争的黄金机会点,如果这位最高领袖能够派遣特使与特朗普实现对话,或是转而采取更为温和的路线,这场战争本没有必要延伸至今。

 

(二)第二次战争终结机会节点围绕伊朗石油经济命脉

   

伊朗哈尔克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咽喉,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如果美国控制了该岛,伊朗的石油出口将被迫中断,国家经济来源——特别是革命卫队的钱袋子将中断。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而是典型的“军政商复合体”,通过控制或深度渗透大量经济资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现金流体系”,石油资源及因绕开制裁所进行的灰色贸易网络成为革命卫队的重要经济命脉。

 

13日,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或其他国家“做出任何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安全通行的行为,他将重新考虑不攻击该岛石油设施的决定。

 

如果美国真正开始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的革命卫队内部将发生巨大的震荡,通俗点讲“武器没了,可以用石油再买,如果石油没了,什么都没了”。

 

当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宣布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引发美国对伊朗石油经济命脉进行打击威慑时,伊朗的和平工具箱实际已无多少选项了。美国将进一步以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来威慑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个节点,如果伊斯兰革命卫队屈服,则第二次战争终止的节点就到来了。

 

(三)第三次战争终结节点是以色列的持续暗杀活动

   

以色列的步步紧逼未能给这场战争中场休息的机会。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的暗杀行动,实际上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的冲击十分巨大,其让原本就较为分裂的领导体系更加缺乏组织协调能力。如果真如以色列宣称那样,其能够持续对伊朗高层、特别是对新任最高领袖的暗杀活动,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就会逐步崩溃,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上任后一直并未露面,一方面是因为受伤可能不方便活动,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是防止被渗透分子里应外合而遭以色列暗杀。这是第三次战争终结的机会节点,这显然是伊朗方面所不想面对的。

 

  

终结美伊冲突的可能结局和“三个结构性障碍”

 

(一)美、伊、以的现有政策选项

   

通过上文对美、伊、以三方的战略目标和出牌方式分析,已经可以初步分析出当前三方的选择,按照战略目标达成的方式,可以划分为如下的矩阵表格。

 

美、伊、以的战略目标选择推演(图源:笔者自制)

 

对于美国而言,目前能够实现的就是中等结果:在无法更迭伊朗政权的情况下,回归到谈判桌上来。最终实现伊朗的无核化、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减少美国一个潜在的敌人。可见,美国在这一场战争中的获得并不大。

 

对于伊朗而言,目前在追求中等结果,放弃了上等结果:冒着自身政权覆灭的危险显然不是明智选项,目前伊朗正在寻求通过不对称战争迫使美国屈服,但是代价巨大,弹药库存持续消耗、石油设施面临被打击危险,内部政局不稳,高层领导不断被以色列刺杀,如果继续维持这一状况,伊朗可能滑向最低结果。然而,主动终止战争,目前还未被新任最高领袖选择。

 

对于以色列而言,目前在追求中等结果,同时在创造上等结果的条件,至少以色列认为中等结果就是上等结果的条件之一。以色列方面对战争的无休止进行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0日称,“以色列并不寻求与伊朗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将在适当时机与美国协调,决定何时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8日宣称以军在过去一晚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一系列打击,旨在消灭伊朗的代理人力量。可见,以色列已认识到短期更迭伊斯兰政权难度极大,但是趁着战争尽可能消灭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军事力量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中等结果,同时配合暗杀活动、期待结果能否有质的改变。

 

(二)美、伊、以走向和平谈判面临的3个结构性障碍

   

分析至此,我们应当分析,在美国获得感不高,且美国、以色列战略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什么伊朗最高领袖还不选择主动和平的选项。或者可以说,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和平选项的达成?

 

1. 可信承诺机制的缺失

 

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可信承诺机制,因此美国需要重新建立与伊朗的承诺信任机制。美国与伊朗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攻击,一是美国对于伊斯兰政权没有信任,在精神深处不认为能够与伊斯兰政权达成协议,因此当谈判未达预期时,特朗普想到的就是触手可及的战争手段。二是伊朗方面认为美国不可信,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伊朗方面会担心即使停战谈判期间,美以也可能故伎重演而陷伊朗于覆灭境地。

 

2. 对以色列单边行为的制约机制缺失

 

以色列必须暂定对伊朗的持续暗杀活动。以色列暗杀-伊朗报复-美国受伤-继续打击伊朗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开展暗杀活动,持续地刺激了伊朗领导层对于本场冲突的对抗意识,然后这种对抗被传导到美国方面,则成为战争继续的动因。因此,这一冲突停止,也必须要对以色列的持续暗杀行动有所控制。

 

3. 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石油价格的稳定

 

伊朗方面则应当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避免全球石油生产运输体系的紊乱。目前伊朗仍然在打“霍尔木兹通航牌”,这张牌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伊朗在短期对美国起到了威慑作用,但是反之,也使美国方面会认识到,如果伊朗现政权坚持打霍尔木兹通航这张牌,那么美国就必须持续打击伊朗现有政权,防止以后伊朗仍以此要挟美国。因此,伊朗方面如何能够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也避免美国对其石油设施的打击,将其利益目标捆绑到美国稳定石油价格的目标上,能够避免战局的进一步动荡持续。

 

(三)美伊冲突的最终结局

   

从现有情况看,目前美伊冲突的最终结局存在持久战、和平谈判、伊朗伊斯兰政权更迭三种可能走向,但是和平谈判的选项始终是三方战略目标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这一战争终结的标志就是:美、以、伊停止军事行动,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停止暗杀和单边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承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但是要推动目前的战局走向和平谈判的选项,要克服3个结构性障碍:美国与伊朗的承诺信任机制缺失、以色列单方面军事及刺杀行动的限制,以及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政策选择。

 

要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伊朗方面主动选择和平选项,同时也要有对以色列单方面军事及暗杀行动的制约机制。美国已经无法依靠,这就需要考验国际社会能否同向发力、中、 欧、俄等大国能否共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斡旋调停机制,或是依托现有联合国多边协调机制,来共同解决这3个结构性障碍。显然,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未能发挥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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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梅阳

梅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