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兰德报告：当和平统一成为中美共识，台湾该作何抉择？｜IIA评译

| 评者：王希圣 |

国事蜩螗，而政党各有意见，国会各有意见，媒体各有意见，国民个体也各有意见，大家只谈论，不讨论，也不辩论；自然，台湾的前途在哪儿？也就没有结论。于是，国家所有的大政方针、兴革计划，都无从建立，无从推动……一个‘既不承认共同的过去，更未构造共同未来’的‘国家’，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何所往，歧路蹉跎，大概也只能以自残来消磨岁月了。台湾真的无望吗？如果现在的境况和条件不改变，谁能说它有望呢？

 

——摘自《江山勿留后人愁》

（台湾媒体人张作锦著书）

一、一个亟待做出改变的国民党

十月，台湾政坛的那些事在大陆的“存在感”要比往常要高上不少。首先是一首被大陆网友将民进党民意代表王世坚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质询的视频给剪接成的一首《没出息》爆红两岸的歌曲。一句“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却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歌词，似乎映照出台湾在两岸未来的问题上的左支右绌。从十几年前的全方位占有优势，到现在却只能守着所谓的“维持现状”。这都显示出如今整个台湾社会在面对两岸未来何去何从的茫然。而另外一件存在感颇高的“大事”，就是台湾地区“大罢免”结束之后的国民党领导人选举。本来一个岛内政党的领导人的选举不应该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但是随着所谓的“大陆介选”的风波越闹越大，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又变成了各大政论节目津津乐道的话题。

国民党，全名中国国民党，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二字变成了它“藏又藏不住，拿又拿不起”的旗帜。两岸议题本来应该是国民党的强项，然而随着民进党“抗中保台”的论调甚嚣尘上，国民党对自身两岸关系论调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每当谈到“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国民党也开始变得支支吾吾，三缄其口。

此次国民党领导人的主要候选人，郑丽文和郝龙斌在两岸的核心论述上并无太大差别，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那一套老论述。他们最大的区别就表现在对于论述的信心上面。作为国民党建制派的郝龙斌，从头到尾都喊着“一中各表”，生怕被绿营给戴了“红帽子”。郝龙斌这样的论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过去朱立伦、江启臣、吴敦义当选国民党领导人的九年里，国际大环境是中美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进党保持的“两岸对抗”论述成为了“主流”，而国民党也选择跟在民进党的论述后面亦步亦趋。长期的选举失利使得国民党建制派不再有勇气触碰“终极统一”这一长期主张。相较于郝龙斌“中规中矩”的两岸论述，郑丽文则是主张要让台湾人大声自豪地说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为郑丽文鲜明勇敢的两岸主张，使得国民党内不少建制派害怕其主张会冲击2026和2028的选情，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大陆介选”这一民进党常用的“神主牌”来为郝龙斌拉抬声势。

但是为什么郑丽文会以近两万票领先郝龙斌？这显示出国民党对建制派那种只敢跟在民进党后面来论述两岸问题的不以为然。国民党的基层希望看到改变。过去的选举结果显示，建制派的两岸论述也许可以使得国民党在地方赢得选举，因为地方事务较少涉及两岸，但是这样的论述永远也不可能赢得岛内的“大选”。各种数据显示都显示出国民党的基本盘在快速老化。如果国民党永远选择跟在民进党后面进行两岸论述，那么国民党将永远也逃脱不掉民进党的“抹红”攻击。而郑丽文的“冲劲”是基层党员所期盼的，可以打破国民党过去数年的死气沉沉，并希望可以打破民进党在过去八年在两岸问题上的话语垄断。

郑丽文的论述在此时此刻取得成功，也反映出国际大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两国都认识到，要想做到“斗而不破”，双方都需要建立一种稳定机制。而台湾问题又是稳定中美双边关系核心中的核心。就在国民党领导人选举投票前的四天，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兰德智库发布了一篇名为《稳定中美竞争》（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这篇报告谈及了中美竞争的方方面面，从台湾到南海再到科技战。而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探讨如何能够在以上这几个具体议题领域找到稳定双边关系的机制。不同于以往兰德智库的报告，本篇报告是由中美两国学者在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讨论之后所共同撰写的。

二、美国战略界“对台战略”出现转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自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以来，“对华强硬”已然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而台湾问题毋庸置疑地成为美国用来戳痛中国大陆的“笔尖”。比如说现任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就在他《拒止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一书中提到要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某区域的霸主，尤其是针对中国而言。科尔比反复将台湾描述为“第一岛链”的关键所在，保持台湾岛的所谓“独立”可以有效地将中国海军和空军限制在西太平洋范围内。因此，科尔比主张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必须做好准备，共同采取行动来抵御中国对台的军事行动，即便它们自己的领土并未受到直接攻击。另外，他还主张对台湾地区所谓“自卫”的支持，主张台湾应当采取非对称防御策略（灵活、坚固且成本效益高的系统，如反舰导弹和水雷），而非投资于昂贵且易受攻击的常规平台。科尔比在美国的战略界有着非常强的代表性意义，显示出美国战略界长期军事化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

然而这篇《稳定中美竞争》的报告却透露出与以往在华府战略界不太相同的论调。它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涵盖军事、经济、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已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首要挑战。该报告既不支持盲目合作，也不主张零和对抗，而是主张建立一种基于相互克制、沟通以及明确竞争界限的“稳定竞争”模式。在台湾问题上，该报告提出了稳定台湾问题的“成功理论”。该“成功理论”是一套结构化的“激励”和“抑制”框架，旨在使“渐进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可能。

为了能够使得这一“成功理论”有效，该报告提出了五个稳定中美关系的条件：第一，武统的代价是高昂的；第二，不迫使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以维护其国内的合法性；第三，美国和台湾地区释放出信号无意寻求永久两岸分治和正式“独立”；第四，减少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第五，将政治和军事之间的沟通制度化。其中的第三个条件要求美国和台湾地区释放出无意寻求永久两岸分治和正式独立，这是美方较少有的表述。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美国战略界人士都将台湾问题视为用来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武器，较少有人从鼓励和平统一的角度来管控中美竞争演变成冲突。甚至有美国政客希望武统发生，那么台湾地区就可以被扮演成“乌克兰弃子”的角色，变成美国用来号召其盟友制裁中国的借口。如今美国出现这样支持和平统一的论调，背后折射出美国策略的变化——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美国被“台湾当局”被迫卷入到两岸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美国愈加认识到尽管台湾问题仍然是一张有效的地缘政治牌，但两岸擦枪走火甚至兵戎相见并不利于美国的利益。

报告最后将建议分为三个层面的行动方案：政治层面的保证、短期的稳定机制以及长期的前瞻性举措。在政治层面的保证方面，报告认为，美国应当在政策上保持清晰与克制，明确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也无意推动两岸永久分治。同时，美国不应反对两岸在和平基础上实现统一。这种表态既能回应中国大陆的核心关切，也有助于降低外界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误判，维持地区的基本政治稳定。在短期的稳定机制建设上，报告建议建立以“二轨对话”为基础的半官方沟通管道，让两岸以及美国的军事与政治决策层能够在紧张局势出现前，直接表达各自的安全关切与政策意图。这一机制旨在防止误判与突发冲突，增强危机管理的灵活性与透明度。至于长期的前瞻性举措，报告主张美国应发挥其外交与安全影响力，劝阻“台湾当局”避免采取可能激化两岸矛盾或触及中国大陆底线的行为。

在了解完美国战略界有转向的倾向之后，再看国民党领导人的选举以及所谓的“介选风波”，就能深刻体会到岛内对于两岸问题“讨而不论”的无奈。国民党领导人的候选人激起台湾岛内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讨论，讨论的内容看似热火朝天，实则什么也没有讨论明白。对于统一的问题，大家仍然是避而不谈，似乎不谈就可以将问题回避过去。

早在2013年前时任民进党领导人许信良在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时就曾表示：“随着中国大陆的国力增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如今，两岸经贸必须更多地合作，经贸关系必须进一步发展，因此台湾很难避免不和中国大陆打交道，中国大陆也很难不把政治问题当作谈判的前提。因为两岸关系对台湾远比对中国大陆来得重要，在那种情况下，台湾就更没有谈判的筹码。所以我认为，要趁现在台湾还有筹码的时候，赶快提出对台湾政治最有利的两岸整合方式。我个人认为，台湾越是抗拒，拖到越后面，就只好接受中国大陆的要求。两岸要在政治上搁置歧义，经贸上继续发展，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许信良先生是有先见之明的。12年过去了，蓝绿两党的两岸论述仍然在原地打转。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大陆对促统的步伐越来越坚定，美国也开始接受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国民两党是否想好应该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台湾民众是否想好了要扮演什么角色？是选择从从容容？还是匆匆忙忙？

*本篇译文节选自兰德智库报告《稳定中美竞争》，原标题为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一、对台湾问题评估

台湾问题可以说是美中之间最具争议的单一问题。中国视台湾地区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声称如有必要，有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美国反对使用武力，并通过《台湾关系法》及多次总统声明表明，在台湾地区遭受攻击时可能会出手防卫。即便未至于战争，围绕台湾问题的政治与军事姿态也会产生反复出现的危机，并可能升级为全面冲突。近期安全环境的发展增加了局势的危险性：一方面增强了北京使用武力的潜在信心，另一方面也促使台湾采取更具政治进取性的姿态。

1. 美方观点

台湾问题可以说是美中关系中最复杂且最易波动的问题，涉及主权、民主价值观、军事威慑以及全球经济稳定。在本研究中，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常务董事罗瑞·丹尼尔斯（Rorry Daniels）撰写的论文中，她首先解释了台湾如何成为美国的象征性存在和战略节点。历史上，美国对台湾地位保持模糊政策——在主权问题上不表态，同时坚持通过和平方式、非胁迫手段解决问题。这种模糊政策使华盛顿能够在威慑与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维持对冲突的名义红线，同时允许台湾有多种未来。然而，随着战略、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交汇，美国对台湾的立场逐渐趋于僵化，并在其更广泛的印太战略中占据核心位置。

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条约盟友如日本和菲律宾的地理接近性带来了严重的军事关切。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直接威胁美国的联盟承诺，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冲突。台湾的地理位置也具有作战意义：如果北京控制该岛，将增强其在东海和南海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干扰海上交通，并重塑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全球贸易的自由流动——其中大部分通过台湾海峡及邻近水域——也面临风险，这进一步凸显了台湾在全球经济规划中的重要性。

丹尼尔斯还强调了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论点在美国支持台湾地区的日益重要性。台湾地区的民主制度已成为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的焦点，尤其是自该岛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民主化以来。国会支持通过立法、官方访问和武器销售等形式表现得尤为强烈，以回应对大陆胁迫行为的担忧。大多数美国政府在台湾政策中强调民主团结，特别是在应对中国大陆自2016年后暂停两岸对话沟通机制时。香港的事件进一步影响了华盛顿的认知，加强了台湾地区“自治”对于捍卫该地区自由价值观的重要性的论点。

半导体为美国利益增加了额外的经济和技术维度。台湾生产了全球大部分先进芯片，仅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就制造了超过90%的尖端半导体。虽然部分制造业正在转移到美国盟友国家，但核心研究和知识产权仍集中在台湾地区。这种战略技术的高度集中加剧了美国的担忧，即如果统一，不仅会改变军事平衡，中国还将掌控关键供应链和商业技术。

追溯美国政策的历史演变，丹尼尔斯将其划分为四个大致阶段：内战后时期、对华开放时期、冷战后接触时期以及当前战略竞争时期。每个阶段都揭示了华盛顿在对北京和台北关系中的优先事项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持续的权力与政策三角平衡。最初，美国强力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及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尼克松时期，华盛顿在转向北京的同时，通过《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确立了战略模糊政策。冷战后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接触同步增加，武器销售成为关键的信号机制。随着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政策变得更具主动性，加强与台北的非正式联系，同时挑战北京的区域行为和胁迫手段。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态势可能发生变化：尽管美国国防官员仍坚定支持台湾，但政治与经济压力可能逐步削弱这一承诺的可信度。

丹尼尔斯指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若干持续性挑战。首先，战略模糊虽具有战略价值，但会产生期望和反应的不匹配。例如，即便美方武器交付延迟或在战略上影响有限，仍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其次，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存在关键的不对称性：华盛顿关注的是过程——问题如何被管理——而北京则专注于结果，尤其是统一。这种不一致导致双方往往低估对方的信号和意图。

更深层次的挑战来自中国对统一的高度承诺——这一目标被视为政权合法性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北京将台湾视为未完成的内战遗留问题，这使得妥协变得困难，而其对台湾空间的控制追求在华盛顿被视为胁迫性行为且具有破坏稳定的风险。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台湾问题是一个涉及主权、领土完整和意识形态竞争的国内问题。北京公开表示首选通过和平方式在2049年前实现统一，但其过渡性策略包括军事现代化，以及利用经济和威慑手段影响台湾政治格局等。尽管“一国两制”仍为官方政策框架，但台湾对这一模式的信任已明显下降，尤其是在香港事件之后。

总之，丹尼尔斯将台湾问题描绘为不仅是对美国决心和战略清晰度的考验，也是中国核心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问题。双方仍被威慑与不信任的动态所束缚，这种动态受深厚的历史遗产和当代权力转移影响。尽管双方均有维护稳定的共同利益，但他们对风险、红线和可接受最终状态的不同定义，仍然使管理两岸现状的努力变得复杂。

2. 中方观点

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象征意义最强的分歧点，涉及主权、合法性以及大国冲突风险。北京大学国际战略与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节大磊（Jie Dalei）提供了中国视角，将台湾视为源于“百年屈辱”历史遗产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关键。在节大磊的论述中，统一并非边缘性愿望，而是与共产党合法性及中国国家身份紧密相关的国家使命。他强调，这一观点不仅限于政治精英，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防止“台独”和实现统一的政策承诺被写入中国宪法、共产党章程、《反分裂国家法》和《国家安全法》。虽然地缘战略因素被承认，但节大磊教授强调，这并非中国政策的驱动力，中国政策主要受历史主张以及深厚的情感和意识形态信念推动。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台湾地区的策略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核心。这一转变取代了早期的军事解放呼声，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背景的推动。该政策设想两岸和平发展，以及作者所称的“两岸融合发展”，强调经济联系、社会交流和政策协调。近期举措，例如将福建省指定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正体现了这一策略。其目标在于创造共同利益和情感纽带，为逐步实现统一奠定基础。

然而，中国从未放弃使用武力。两大因素强化了这一立场：对台湾亲独倾向日益增长的担忧，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及对美国军事干预可能性的认知。节大磊教授指出，历届民进党政府，以及国民党领导人如李登辉任内更为微妙的政策转变，都削弱了“一中”框架。同时，诸如1995–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等事件，使中国形成了美国会采取军事行动阻止统一的认知。对此，中国进行了军事现代化，扩展了应对亲独行动的法律工具，并努力威慑外部干预。

节大磊教授概述了北京所设定的一系列红线，包括正式宣布独立、通过修改宪法重新界定台湾地位，以及就主权问题举行公投。近年来，中国的关注重点已转向台湾地区所谓的“渐进式独立”举措：教育和文化上的“去中国化”、限制两岸交流，以及扩大台湾国际存在的努力。美国对这些行为的支持被视为和平解决的主要障碍。节大磊认为，主要来自美国的“外部干预”延长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使和平统一更加困难。在中国话语中，美国的武器销售、高层访问以及对台湾国际角色的更广泛支持，被视为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并被认为是遏制中国崛起的刻意策略。

尽管如此，节大磊教授认为中国仍然相信“时间和趋势”有利于统一。融合发展框架旨在逐步缩小两岸差距，积累长期政治动力。中国仍对政治谈判持开放态度，但认为当前条件不利。节大磊教授强调，这类谈判需要涉及超出主权范围的多项议题——包括治理模式、国际参与以及过渡安排。然而，如果和平手段耗尽或红线被触碰，军事手段仍然是政策选项。这一后备立场并非首选路径，而是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威慑挑衅的必要保障。

转向美国视角，节大磊描述了其政策从谨慎管理演变为更明显的战略竞争。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美国实行双重威慑策略，旨在防止北京或台北的单方面行动。通过“战略模糊”，华盛顿试图劝阻大陆使用武力，同时阻止台湾地区追求独立。然而，节大磊教授认为，在2018年后的环境中，这一平衡已被削弱。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被认为正在转向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单一威慑”，同时将对台湾地区的政治和安全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美国越来越被视为在与中国的更广泛竞争中，将台湾地区作为“战略资产”加以利用。高调穿越台湾海峡、常规化军售以及军事训练等行动，被解读为华盛顿已背离以往协议精神。即便美方官员重申对“一中政策”的承诺，其行为仍被视为支持永久分离的信号。节大磊教授认为，美国的偏好可能是维持长期分离，即便和平统一是可能的。

总之，节大磊教授将台湾问题视为历史叙事与战略优先事项的较量。中国认为统一对其国家建设和政治合法性至关重要。美国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被视为越来越反对任何增强中国力量的结果。节大磊教授总结道，挑战在于双方现在都假设最坏情境，同时坚持互不兼容的最终目标。然而，他仍认为，如果双方保持克制、重申红线并维持外交渠道，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共同利益可能仍为管理这一问题创造空间。在这一视角下，台湾问题依然高度敏感，但尚未超出稳定化的可能性。

二、稳定性方案的回顾

正如与所有论文作者在研讨会上所揭示的那样，实现问题解决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于对“台湾现状”的含义存在不同的解读。对于美国而言，这种“现状”（尽管并未有明确的定义）往往被理解为是相对静止的状态。例如，最近针对大陆在台湾地区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公开呼吁“海峡两岸实现和平与稳定”，并反对“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然而对于大陆而言，当前的局势本质上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因为中国应当朝着“完全统一”的最终目标稳步前进。这给任何试图缓解当前紧张局势的努力带来了难题，因为各方最终对现状的看法并不一致。

另一个复杂因素在于，无法完全掌控各利益相关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例如，美国行政部门无法控制国会议员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或进行正式访台访问的行为，而这些举动往往被中国大陆视为挑衅。此外，美国也无法控制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活动。在研讨会上，有几位与会者指出，中国内部的观点往往高估了美国对其自身政府以及对台湾地区的控制程度。这种误解使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行政部门是在有意支持这些相关方的行为。因此，稳定局势的努力必须考虑并规划那些美国无法完全掌控的因素。此外，美国还必须设法引导中国领导人正确认知哪些事项属于美国的权力范围，哪些则不在其掌控之内。

丹尼尔斯和节大磊教授都就如何在这一议题上稳定双方竞争关系提出了具体建议。下表汇总了在对美中双方研究与论文的文献回顾中所发现的有关台湾议题稳定化的主要建议。这些建议可分为五个主要类别。正如表中所示，美方与中方在各类别中对具体可行措施的理解略有不同。

文献综述中关于台湾稳定化方案的总结（图源：译者）

结合对稳定大国竞争挑战的整体理解、作者对台湾问题的评估、文献综述所提出的选项、研讨会讨论，以及由此得出的评估结果，本报告提出了一个关于稳定美中台湾对抗的“成功理论”。该理论基于以下假设：

1. 台湾地区的地位及其对美中竞争带来的风险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军事平衡的状况是影响中国认知的重要因素。然而，最终北京的选择将主要基于政治和战略因素，而要实现和平均衡，首先必须建立在双方提供的政治保证之上；

2. 中国决心实现与台湾地区的统一。然而，统一的时间表仍具有灵活性，并不受任何任意日期的约束；

3. 近期危机和战争的最大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美国或台湾地区发表高度挑衅性的言论或采取行动，突破现有的稳定阈值；第二方面是双方在台湾地区周边的军事行动可能引发的意外危机；

4. 尽管有上述假设，持续让北京面临一场极其艰难，包括可能彻底失败的行动前景，部分通过美国，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的军事进展，仍然可以在稳定这一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这些假设，一个可行的成功理论可以概括为：为北京追求逐步实现其最终目标创造最大的激励。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短期和中期的稳定努力应侧重于：（1）使战争前景对中国尽可能危险和不确定；（2）避免明显挑衅，迫使北京被动应对；（3）提供尽可能多的政治保证，使北京能够从容采取耐心策略；（4）降低意外军事对抗或事故的风险；（5）建立政治和军事沟通机制，以应对持续存在的分歧和危机风险。

本成功理论中针对台湾问题的要素，与第二章提出的更广泛稳定框架的原则相一致。使战争对中国尽可能危险和不确定，会真正呈现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具有威慑作用，还创造了双方认识到建立“生存共处模式”（modus vivendi）必要性的条件，因为没有一方希望卷入一场以互相毁灭为潜在结果的冲突。克制原则体现于避免挑衅行为，以免迫使北京被动应对，同时提供政治保证，使北京能够从容采取耐心策略。降低意外军事对抗的风险并建立危机管理渠道，则直接与建立机制和制度以维持稳定均势的总体原则相契合。以该成功理论为指导，本报告提出了三类有助于稳定美中两国对台湾问题竞争的方案：政治声明与保证、短期措施，以及可在后期实施的更大胆举措。由于台湾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落实第一类建议可能对于推动另外两类措施的实施至关重要。

1. 交换信号，建立信心

美中双方应交换一套相互信号，以建立信心，表明双方在近期内均无意彻底改变现状。这一举措应包括双方对避免冲突所需愿景的共同声明，以及在台湾问题上各自承诺的广泛稳定原则。例如，美国可以声明不支持台湾地区“独立”、不寻求两岸永久分离，也不反对和平统一。中国则可以重申和平统一为首选途径，说明可能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行方式，并明确指出，武力仅在《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最极端情况下才是选项。此类举措可通过领导人会晤并使用协调语言予以体现。双方有时会发表类似声明，但作为系统化稳定努力的一部分，由双方共同发布的新鲜、强有力、协调一致的声明，可能具有额外价值。

2. 维持对话，避免意外

双方可以努力维持高层官员就台湾问题的持续对话，以避免意外。基于第一条建议中的信息交流，美国和中国可以建立由高级官员参与的定期对话机制，用于沟通关切，帮助防止引发危机的意外情况。例如，美中可以增加对彼此行动的透明度，提前通报即将进行的军事演习、武器销售或重大政策公告，以避免意外。这类交流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拜登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定期会晤。

3. 加强对破坏稳定行为的威慑

双方——美国应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应继续加强对破坏稳定行为的威慑。中国可以通过明确表述其红线，即对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言行设定界限，并说明触碰这些红线可能引发的回应类型。美国则可以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发出多边信号，表明公然侵略或极端胁迫行为（如封锁或隔离）将导致中国被国际所孤立。

如果第一类建议中的政治保证能够让北京和华盛顿满意，那么有一些措施可以在短期内实现：

1. 第二轨机制

建立一个与高层官员和军事领导人相关联的第二轨机制，处理战略层面和作战层面的问题，同时在正式沟通渠道中断时，作为可靠的后备沟通渠道。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沟通受到政策立场的限制，因此通过一系列第二轨对话，可以产生官方互动无法实现的理解和潜在解决方案。这些第二轨对话可以分为不同系列，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一类为高层战略问题，另一类为日常作战问题，如危机沟通。高层战略问题系列可以讨论前文提到的一些挑战，例如明确常用但模糊的术语（如“现状”和“和平统一”），并对红线提供额外清晰说明。危机沟通对话系列则可提出利用现有渠道或创建新渠道的新思路。第二轨对话并非台湾问题的新概念，但其对第一轨（官方层面）的影响力各不相同。为了确保对话有效，必须与高层官员建立明确的联系和沟通渠道。高层战略对话需与中美最高领导人及其就该问题的亲信顾问相连。作战层面对话则需与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中国东部战区司令部及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保持沟通。这些渠道不仅可用于生成新理解、检验方案，还可在正式渠道失效时作为沟通后备通道。

2. 维持沟通渠道，探索新途径

美中应维持现有的军方沟通和危机沟通渠道，并探索加强这些联系的新途径。当前已有军方间的沟通、协议和危机沟通渠道，但这些渠道常常不奏效。然而，这些渠道应在有效的第二轨机制成果的基础上予以维持并进一步强化。美国曾多次尝试加深此类沟通联系，但成效有限，但有理由相信，北京的官员可能比以往更重视这些渠道。因此，进行一次强有力的重新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最后，我们提出一个更大胆的选项：美国可以在履行对台湾承诺的同时，利用自身影响力确保台湾的行为不会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不会破坏两岸安全。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反对通过武力或胁迫等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例如，赖清德曾发表多次言论，引发中国的强硬表态和增加军事活动。这些言论包括宣称台湾地区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并宣布采取措施应对中国的影响力和间谍活动，将其描述为所谓“外国敌对势力”。

尽管美国无法完全控制台湾地区的行为，也不对此负全责，但它向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支持及事实上的延伸威慑。因此，美国对台湾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可以限制其可能破坏美国所倡导现状的行为。当前政府主张增加盟友和伙伴的责任分担，而在这一情境下，责任分担的一部分就是要求台湾地区对维护两岸和平与稳定承担责任。需要明确的是，如前所述，美国仍应尽可能使针对台湾地区的武装冲突对中国具有高度风险和不确定性，并遵守对台湾地区的政策与法律承诺；同时，美国不应允许台湾地区利用美方支持，采取可能促使中国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的行为。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力始终受岛内政治现实的制约，但华盛顿现在可能处于一个能够向台湾地区官员传达其对特定言行支持限制的位置。

原文作者

Michael J. Mazarr：兰德公共政策学院高级政治学家及政策分析教授。

Amanda Kerrigan：政策研究员。

Benjamin Lenain：兰德政策研究员。

本文译者 & 评者

王希圣：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