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期刊
中国科学院院刊
发表时间
2023年第11期
研究背景
近年来，美国推进对华的科技封锁和技术“脱钩”，其高科技出口管制在范围、强度和影响上都达到历史新高。客观地看，尽管我国在很多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但依然有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非常高。美国的科技围堵对我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外部风险逐渐加大。
专题推介
从中美贸易战到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遏制，科学与技术已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近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就在探索一个既能够破局美国在科技上的围堵，又能够助力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发达经济体的可行性方案。在总结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及长期面临发展问题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我们提出了“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一个经济体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一概念指向这一事实：无论从发达经济体成功的经验，还是那些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的教训来说，一个经济体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围绕着这一概念，郑永年教授发起和统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刊》这一期发表的“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系列文章，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建议，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分有效的智力支撑。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相关研究，不仅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抑或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由此而产生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科研和科学技术是我们永远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
#1 |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
郑永年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方面研究。
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中国目前的技术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具体情况是：（1）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0到1”的技术创造；（2）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在“1—10”的刻度内处于“4—7”的位置而缺少“8—10”的技术水平，即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3）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而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文章探讨了中国在上述状况下，如何谋求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2 | 中国中等技术现状分析
赖 格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全球价值链、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孟 渤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碳排放权交易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客座教授。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实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产业体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工业门类，但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该现象的讨论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文章认为技术进步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增长从而促进收入提升相对容易，但在技术模仿之后要想实现技术赶超和原创性技术进步并非易事。基于这一事实，文章认为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前有埋伏”（来自先发国家的技术封锁）、“后有追兵”（来自其他后发国家的低价竞争压力） 的中等技术水平；只有大力推进原创性技术进步，才能避免掉入“中等技术陷阱”。
#3 | 改进中国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双轨制”构想
陈 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公共政策项目硕士研究生。
黄 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公共管理研修项目中心执行主任，副研究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城市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与创新政策、城市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治理等。
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3种典型的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梳理，文章归纳总结了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六大共性特征，并基于此分析了中国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文章提出要建立“双轨制”的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一方面，建立面向民营部门的研发政策“新轨”，解决民企“为什么创新”、“在什么地方创新”和“怎么创新”的问题；另一方面，逐步改革面向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政策“老轨”，逐步推进“体制外”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经费资助方、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倒逼“体制内”相关机构的体制改革。
#4 | 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经验
赖 格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全球价值链、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黄紫蓝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
袁浩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20世纪后半叶，少数东亚经济体基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些经济体如何善用外来引进的技术，然后追赶、超越中等技术水平，步入技术进步的前沿？这段历史对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文章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为研究对象，从外部及内部两方面梳理这些经济体成功的共同要素：从外部来看，这些经济体享有宽松自由的国际环境，人才、商品与资金的跨境流动成为技术扩散和创新的重要载体；从内部来看，这些经济体受益于逐步市场化的政策环境、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与开放的人力资本，能够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科创系统，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金融体系。
#5 | 如何改进中国纯基础研究系统
袁冉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保障等。
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纯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纯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在纯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金融支持三大系统分工协作的“三位一体”新型发展模式中，纯基础研究总体来说是“软肋”所在。文章提出，要全面提升纯基础研究水平，首先必须厘清一些认识误区，然后要找到中国纯基础研究相对较弱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改进纯基础研究的战略思路。中国的纯基础研究相对世界先进水平而言确实较为薄弱，但是相对落后的纯基础研究和所谓的被“卡脖子”没有直接的关系。被“卡脖子”主要还是技术不过关，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技术研发的投入还不够。文章认为，中国在发展真正的纯基础研究方面还没有开始发力，是中国纯基础研究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因此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逐渐加大对纯基础研究的投入，是符合中国和人类的长远利益的明智之举。文章指出，搞好纯基础研究的战略思路，在于做大“科学人口”的规模并使“科学人口”人尽其才。根据这一思路，文章论述了以满足教育、管理和“软基建”三大必要条件为核心的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纯基础研究水平的具体策略。
#6 | 如何改进应用技术系统
姜涵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分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等。
方伟创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应用、政策大数据建模与分析、基于数据的科技情报分析等。
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条件之一是需要有一些企业或机构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这离不开应用技术系统的支持。实践证明，完善的应用技术系统有利于提升国家科技实力。文章认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应用导向，但在整个应用技术系统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突出表现在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依然存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研究和应用“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科技中介服务滞后；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较强，标准制定权掌握在别人手中；区域劳动分工不足；人才的引进、培养和评价等体制机制仍需完善。据此，文章提出未来应重点改进的工作内容。
#7 | 科技人口、隐性技术知识与中国应用技术系统
袁冉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保障等。
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条件之一是需要有一些企业或机构能够把基础研究转换成应用技术。应用技术的进步，以及应用技术系统所产生的发明创造和新的产品与服务，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纯基础研究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应用技术在历史上曾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直到18世纪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新中国成立以来，应用技术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里，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得到全方位的快速发展。但相对世界顶尖水平而言，中国应用技术系统还有很多有待提高的方面。文章认为，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应用技术水平，首先应该全面深刻地认识该系统的现状，然后找出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补上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与思路。改进应用技术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受制于多种因素。文章从科技人口和隐性技术知识两个层面来检讨中国存在的短板并讨论如何改进。
#8 | 风险投资如何助力中国科技创新
潘炫明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法治社会建设中山大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海斯廷法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公共政策、跨境金融监管、亚太区域发展及政治经济学。
刘艾雯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金融、经济政策研究。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早期研发成果市场化的失败率较高，与传统金融体系的风险偏好并不匹配，而风险投资对满足这方面资金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起到价值发现、引导研发方向等作用。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但风险投资体系仍有待完善。文章对全球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加坡的风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有效整合可以构建更为完整的风投体系。我国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各有优势，但未能在实践中形成合力，导致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企业资金需求与风险资本资金供给周期不匹配等问题。因此，未来的改革重点是要推进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有效整合，逐步建立一个针对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版本风投体系。
#9 | 中国芯片产业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谭 锐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城市与区域经济、产业技术经济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由于中国对芯片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的芯片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美国、日本、韩国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在中高端芯片产品市场上受制于人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文章认为，想要解决中国芯片技术的“卡脖子”问题，需要着手分析内部体制性因素。中国芯片技术进步需要多个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共同推动。这些行为主体在推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动机，并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约束，因而推动技术进步的效果不同。文章对阻碍各行为主体推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芯片产业技术要实现更大的进步，就必须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集中优势资源攻克技术难题，避免资源浪费，有效利用产业政策，并将市场化企业放在技术创新系统的核心位置。
#10 | 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方面研究。
徐兰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将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从而实现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当前在众多关键技术领域，核心技术仍由发达国家企业掌握，中国企业在实现前沿技术创新创造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为避免陷入中等技术陷阱，中国应学习西方企业的成功经验，即通过技术、制度、人才的开放，以及全球层面的专业化劳动分工，实现技术进步。文章通过中西方企业制度对比及产业分析，为中国企业如何助力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提出建议：中国应向西方学习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在企业保持开放的同时，配合政府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干预，推动国家统筹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供应链、产业链层面的3个开放，即企业间的开放、国内区域间的开放和面向全球的开放。
#11 |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区域科创高地的角色与作用
何冬妮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合作、科技与产业政策。
易 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打造区域科创高地是破解“中等技术陷阱”难题的重要抓手。区域科创高地承担着突破原创性技术、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吸引汇聚全球高端科创要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等重要角色和重大任务，是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引领者”“探路者”及“试验田”。为此，文章尝试在回顾和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释区域科创高地的角色，分析打造区域科创高地的要素，提出区域科创高地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思路和对策。
GBA Review 新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