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年终特辑｜2025年中国社会十大热词

一、“反内卷”攻坚战

今年以来，多个行业都出现了以“价格战”为代表的“向下竞争”加剧现象，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企业难以从经营中获利，甚至收不抵支；劳动者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从而将伤及社会福祉；更重要的是，“内卷”式发展妨碍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恐将经济拖入下行轨道。

“反内卷”是今年的重点工作。4月20日，《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正式实施；6月1日，《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发布并实施。市监、发改、工信部门及各主要行业主管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多次出手整治内卷问题，避免过度竞争、逐底竞争给企业、社会造成过多伤害。

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出现了类似“按时付，但少付”等情况，产业链中下游企业、个体经营者的状况仍旧困难，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依旧凸显。

造成“内卷”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在企业层面，企业缺乏新投资机会，创新的成本、代价过于高昂。在地方政府层面，作为长期以来的发展思路，政府在通过扶持大企业带动上下游、扩大税基的方面存在思维和行为惯性。在“土地财政”贡献减少，财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

走出“内卷”的关键在于“破旧”和“立新”。“破旧”是指要出台更多有利于企业转型和产能出清的措施。同时，以社会预案来防范大企业退出带来的社会风险。“立新”是指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政府应当“抓小放大”：“抓小”指的是政府在资源分配和招商引资时更加重视中小企业，更多出台有利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建立创新企业友好的风投生态。“放大”并不是说要放弃、清退大企业，而是将大企业的命运交还给市场，地方政府应减少对大企业的过度扶持，让上市大企业自由地去市场上和国际上去竞争。此外，在新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方面可进一步放开监管，促进新产业的形成和新产品、新服务的供给。在机制设计上，为了确保这一切能够实现，可弱化对地方长官的GDP考核，代之以更加差异化的考核标准和更大的自主探索空间，使各城市发挥比较优势，构建差异互补的分工格局。

二、青年“就业难”与“考编热”

2025年，青年群体仍普遍被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职业焦虑所笼罩。据教育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的数据，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而据2025年7到11月的数据，中国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在16.9%到18.9%区间浮动。在就业压力之下，“避险”心理普遍。2026年国考中，共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比去年增加30万人。

青年就业压力源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严重错配。在供给侧一面， 2025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在高位运行，形成了庞大的、高学历的求职群体。而这批年轻人普遍对职业有较高期待，倾向于进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白领岗位，对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和薪资待遇有着明确要求。在需求侧方面，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虽然仍有大量用工需求，但这些岗位往往薪资较低、劳动强度大、社会声望不高，难以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另一方面，被青年人寄予厚望的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等，虽然发展迅速，但其创造的岗位数量相对有限，且对求职者要求极高，形成了激烈的“精英竞争”。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使得大量毕业生发现自己“高不成，低不就”，所学知识与市场需求脱节，陷入求职困境。

在这一背景下，“考公”、“考编”、“进入大厂”被描绘为成功的标志。考公、考研人数连年激增，竞争白热化，将无数青年卷入一场高耗能的“上岸”竞赛。落选者往往会背负沉重的挫败感和自我怀疑。而在已经就业的青年人看来，自己从事的工作变成了重复性的“拧螺丝”，缺乏创造性和成就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导致青年人职业倦怠和心理上的“空心化”。部分年轻人选择以“摸鱼”、“躺平”或“整顿职场”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这既是对不合理工作状态的无声抗议，也是内心职业理想失落后的无奈表现。持续的就业压力和职业焦虑，正对中国青年的个体选择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产生深远影响。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在宏观经济调控、产业政策引导、教育体系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建设上做出系统性的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稳定、有安全感的职业环境。同时，也需要社会舆论和企业文化共同努力，打破单一的成功标准，尊重多元化的职业选择，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年轻人都能看到希望，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三、“外卖补贴大战”和平台经济监管

4月，京东和美团之间爆发“外卖补贴大战”。随后，阿里旗下淘宝闪购（原“饿了么”）加入，演变成三个巨头平台针对存量外卖市场的激烈争夺。据测算，三大平台在第二、三季度为争夺外卖市场投入的资金总规模约750亿元。

“补贴大战”表面上看是巨头平台在即时配送市场的争夺，背后则是流量吸引、移动支付、金融等诸多业务联动的商业版图。高额补贴虽在短期内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但实体商户承受着利润空间被挤压的代价。长期来看，价格竞争还会带来餐饮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食品质量和安全风险增加，饮食文化受到冲击，极其不利于消费升级和服务升级。

在这一背景下，平台经济监管逐步趋严。5月和7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针对当前外卖行业竞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约谈了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企业。在制度层面，监管网越织越密。在食品安全等一般性监管领域，进一步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10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监管内容和具体行为标准，同时，明确了违法行为发生地主管部门对平台的管辖权。在价格行为、反垄断等领域，提倡以平台自律为主，主管部门监督相结合。年内，先后出台《关于推动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文件。 

平台经济监管是涉及面较广的棘手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处理维系市场活力和保护社会之间的张力。平台企业规模大，监管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层面，使得这一张力更加凸显。因此，国家监管立法和政策的出台需要更加有预期性，加强与行业和产业的沟通，打造稳定的监管预期。同时，国家需要制定更为明确的社会保护战略和路线，阐明旨在保护社会的若干市场监管的边界和目标选择。否则，国家在社会保护目标和路线方面的摇摆，会导致监管立法和政策不稳定，对于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会越来越明显。

四、“全民强制社保”的误解与争议

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根据“解释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该司法解释一经出台，被解读为“全民强制社保”时代即将到来，引发巨大争议。

事实上，此次司法解释只是对现行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的重申，即缴纳社保具有强制性，并非“新规”。但此次司法说明引发如此大争议，在侧面反映出现行社保制度的一些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实际社保参保率不足。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的调研，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8.4%，约七成企业存在不缴或少缴的问题。参保不足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社保费率过高。当前“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与住房公积金，企业如果全部缴纳，比例约占税前工资的30%到40%（含公积金），个人缴费比例约10.5%到22.5%（含公积金）。合计来看，企业加个人社保费率最低是40%，最高可以超过60%。这个比例在全球范围都是比较高的。二是现行社保制度核定的缴费基数较高。比如，上海市规定社保按照下限7460元缴纳，而这个工资其实更接近上海多数人工资的平均水平而不是中位数水平，很多人工资达不到这个水平却仍要按这个基数缴费，社保费用甚至可能高于最低工资（2740元）。此外，现行社保制度被认为对不同世代、不同身份群体的公平性不足，这也是一个显著问题。

下一步，仍需重点从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入手进行优化。中央层面可继续提升集中统筹管理的比例，并通过调整不合理领取标准、定向补贴等方式夯实社保制度在基本保障上的公平性，提升农村等地区保障水平。

五、农民工“返乡潮”提前到来

2025年，规模更大的农民工“返乡潮”出现。据统计，从10月起，返乡人数同比增长了35%。相比以往，此次返乡潮是大量务工人员在城市就业形势严峻下的无奈选择，具有显著的“被动”色彩。

“返乡潮”的规模化出现将带来若干冲击。首先，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受到影响。外出务工工资是农村家庭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就业市场的低迷直接拖累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进而抑制了其消费意愿和能力，延缓了农村消费升级。这与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形成了张力。其次，大规模的、非自愿的返乡群体如果不能在乡村得到妥善的安置和就业，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方面，长期失业可能导致返乡者产生消极心理，甚至引发行为问题；另一方面，有限的乡村资源（如土地、就业岗位）在面对骤增的人口时，可能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如土地纠纷等，给农村的和谐稳定带来压力。

尽管“返乡潮”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推动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关键在于如何将“返乡”的压力转化为“振兴”的动力。首先，劳动力的回流有望缓解农村耕地撂荒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点。他们是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如家庭农场）、技术升级和产业链延伸的关键力量，有助于加速农村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其次，返乡的农民工，尤其是那些积累了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主动返乡者”，是乡村振兴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将在外学到的新理念、新技术带回农村，能够有效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农民工“返乡潮”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它既带来了严峻的短期挑战，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我们要摒弃将返乡潮视为“包袱”的旧观念，转而以积极、系统的治理策略，通过完善制度保障、优化就业服务和投资人力资本，将这股巨大的返乡人潮引导为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

六、“婚育低迷”和育儿补贴

今年以来，青年婚育状况稍有回暖，但总体低迷。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515.2万对，与去年同期的474.7万对相比，今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增加40.5万对。这与2025年以来，全国多个地区出台鼓励结婚政策，通过经济奖励、补贴和延长假期等降低年轻人的婚育成本有关。其中，5月10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结婚登记不需要户口簿并且可以全国通办，降低了结婚登记的成本。但是，相比于2019年前每年超过1000万对的水平，近年来结婚登记数量下降的大趋势仍未被逆转。

与此同时，新生儿减少带来的人口危机日益值得重视。2025年上半年，中国出生人口仅约400万，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3万。人口学者们普遍预测，2025年全年中国出生人口将首次跌破800万大关。这一数字将与2016年的1786万峰值形成鲜明对比。这意味着不到十年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减少超过一半（约54%）。2024年，我国总和生育率（TFR）已降至1.09，2025年可能跌破1.0，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不足1孩，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总和生育率甚至低至0.7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生育和育儿支持政策加快出台。7月28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尽管在此之前已有20多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发放育儿补贴，但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实施的育儿补贴制度，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政策可持续性更强，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样的支持更加重要。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按照强化普及普惠、稳妥有序推进、加大政府投入、经费合理分担的原则，逐步免除学前教育保育教育费，有效降低教育成本。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投资于人”也将是“十五五”时期的工作重点。未来，在构建生育友好型城市方面，可期待更多的政策举措。

七、“智慧化”浪潮下的新挑战

2025年，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向一个高度互联的智慧化社会。从智慧城市、数字政务到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升级，数字化浪潮正深刻重塑着经济结构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此背景下，一道更为隐蔽的“数字鸿沟”正在对社会公平、经济包容性乃至个体尊严构成严峻挑战。

一方面，各种应用程序（如线上政务、数字金融、智能医疗等）的普及虽然使管理更高效，但也固化了一种“非数字即非正常”的逻辑。现实中，我国仍存在大量老年人、农村居民以及部分低技能劳动者，虽然他们拥有智能设备，但其使用范围往往局限于通信、娱乐等基础功能，面对日益复杂的高级应用显得力不从心。在许多场景下，数字身份成为通行的唯一凭证，缺乏智能设备或操作能力的老年人及特殊群体在出行、就医、消费时面临极大不便，他们的正常生活权利在无形中被剥夺。数字能力的缺失，使他们无法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红利，在融入智慧社会时面临“隐形壁垒”。另一方面，算法并非价值中立。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如果本身就带有社会偏见（如城乡、性别、年龄差异），那么算法决策就可能复制甚至放大这些不平等。例如，招聘算法可能无意识地偏好某些教育背景的求职者，信贷审批算法可能对居住在特定区域的居民给出更低的信用评分。更重要的是，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由于产生的有效数据较少，成为“数据贫困者”。他们在算法世界中的画像是模糊甚至缺失的，导致他们的需求在资源分配中被进一步忽视，形成“数据剥削”与“算法歧视”的恶性循环。

面对数字鸿沟的新形态和智慧化社会的深层挑战，中国正站在一个抉择的十字路口。倘若我们不能正视并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技术进步带来的将不仅是效率的提升，还可能是社会裂痕的加深。唯有将人文关怀置于技术理性之上，构建一个包容、公平、有温度的智慧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向善”的终极目标。

八、演唱会经济创造城市“新流量”

今年，演唱会市场经历了近几年来的一次井喷式复苏。根据不完全统计，高峰期时，全国演唱会一个月数量已超200场。演唱会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音乐歌舞表演，而是逐渐成为了转变地方经济、提升消费活力和重塑城市文化形象的新工具。因此产生的演唱会经济也对整个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作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产品，演唱会经济俨然将跨地区的观众流转化成当地的消费增量。一场演唱会不仅能够带来票房的收入，还能够实现高于票房的综合收益。譬如，“演唱会+文旅”的形式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积极促进消费的一个“标准配置”。当跨城观演成为常态，演出地的交通、食宿、旅游等相关产业就会得到发展。成都、海口等地则更是通过发放补贴等创新性政策深化消费链条，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到“综合消费经济”的升级发展。此外，大多数演出目前仍集中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但随着市场的下沉和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开始意识到演唱会经济的潜力，并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演出落地。这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同时，演唱会的爆火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社会治理的挑战。首先是票务市场的乱象，尽管购票渠道多元化，但“抢票难”以及“黄牛”、欺诈等问题仍然是消费者面临的较大的挑战和投诉的重点。其次，大型活动给当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也带来了更高的要求。人流的增加给地方交通、安保、环境卫生等构成了巨大压力。如何在高涨的观演热情与城市承载力之间找到平衡，是对城市治理者精细化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此外，针对演出临时取消或延期等问题，相关部门和机构也需要再次思考如何处理这种契约精神缺乏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等方面的事宜，降低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演唱会经济已然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它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内循环和消费升级，而且也成为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塑造现代城市认同的重要载体。从最初的“明星效应”到如今的“城市盛宴”，演唱会经济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其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未来，演唱会经济将继续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何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将是未来需要持续关注和探讨的课题。

九、国漫出海、中美“社媒对账”，中国文化软实力崛起

2025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500亿元，其中国产片贡献409亿元，连续多年占比超80%，成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2025年春节档，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在全球市场创造了现象级佳绩，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59亿元人民币。这一成绩不仅使其一举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也将这部中国神话改编影片送入了全球影史票房榜前五名，向世界观众生动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准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领域也出现了中外交流的新风潮。2025年1月中旬，受美国对TikTok发布禁令的法律生效期限临近影响，大批美国用户“涌入”小红书。一场形象地被称作“TIKTOK难民#tiktokrefugee”的跨境互动由此展开。小红书在短短几天内登上了美国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的首位。据统计，1月中旬5天内小红书在海外新增下载量累计超过280万次。大量外国网友（IP属地多为美国）入驻后，中美年轻人在平台上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双向奔赴”：美国网友入驻需要上缴“猫税”，他们尝试用中文记录生活点滴、分享宠物和兴趣，中国网友则热情用英文互动并提供各类帮助，出现了美国网友在线求教汉语、中国学生请求英文作业指导的趣事。中美网友也围绕收入、房租、医疗、教育等民生话题展开直接交流对比（即“对账”），打破双方因外媒误导形成的信息茧房，美国长期对华不友好宣传随之破功。社交平台的开放互联让普通民众得以跨越语言和地域隔阂，进行自发的日常文化交流，这种由“TikTok难民”引发互动热潮成为了中美民间交流的新特征。

无论是国产动画凭借扎实内容在全球市场斩获佳绩，还是中国互联网平台吸引海外用户参与互动，这两大现象都凸显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跃升。海内外票房数据和用户增长背后，是中国故事和中国生活方式日益走向世界舞台并受到欢迎的客观写照。中国正在以更自信从容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化版图，为全球观众和用户贡献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体验。

十、“宏福苑大火”反映城市治理挑战

11月，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一场夺去百余人生命的特大火灾，震惊全国。并且，这场悲剧迅速从一场突发灾难，演变为一场关于城市治理、制度效能与公共安全的大讨论。

表面看，火灾的发生是“施工违规”和“监管失职”造成的，但如果仔细审视香港消防安全监管体系，就会发现，其在制度体系层面已经较为完备。香港的消防监管依靠专业主义的公务员队伍，详尽的法律规章和社会专业团体的参与。在这样的制度下，香港的火灾发生率在世界同级别大都市中属中低水平。

所以，与其将火灾全部归咎于监管和问责不力，毋宁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发展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累积。一方面，楼宇密布，拥挤、陈旧，本身就给消防安全监管、火灾防控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贫富不均往往会反映在住宅区位分布上，公共预算的分布越来越不均衡，即便有“吹哨人”提出安全隐患，也往往在种种因素制约下，未能转化成有效的预案。这几乎是所有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面临的棘手难题。

这场大火是城市老旧、贫富分化、政治撕裂等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集中爆发。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张力面前，专业主义的监管体系已显疲态，而政治上的极化与议而不决，使得关乎长远发展的政策难以推进，最终让普通市民承受了安全代价。

惨痛的教训是一面镜子。它照见香港，也映出我们自己。当漂亮的城市不断长高、变密，我们赖以生存的安全感，既需要精密的法律条文，但更依靠于建立一个能够凝聚共识、果断行动、真正对人民生命负责的治理体系。这场大火所反映出来的远不止是几栋楼的隐患，而是良治需要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之结合。这一点更加值得深思。

本文作者

王琦：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向勋宇：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杨紫涵：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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