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2023.06.30

6月29日，由中共浙江省委主办的“八八战略”高峰论坛在杭举行。来自党政部门、经济界、学术界、媒体、智库、民间及其他各界代表汇聚一堂，对“八八战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讨交流。

今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是为浙江量身打造、指路引航的总纲领总遵循，为浙江擘画了现代化先行的好蓝图，实现了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对内对外开放向深度融入全球、从总体小康向高水平全面小康的跃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郑永年作主旨发言。郑教授指出，“八八战略”的提出和成功便是说明了一个具有“远视”视野的政府的重要性，这一战略塑造了一个有为政府的政策框架，而浙江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融合的典范。

今天，我想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样本的角度来讨论“八八战略”的意义。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十大所定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把它称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这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是一个全方位、综合、系统的定义，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

这个“五位一体”的定义，除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之外，大都和浙江的实践相关，是对浙江实践的深化和升华。

“八八战略”形成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视野”或者“远视”（或者英文的vision）。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扮演一个较之先发展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历史上，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较之英国，德国便是后发展中国家，因此，德国的经济学提出了“国民经济学”的概念。英国本身并没有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说在英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即使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也被赋予了很多角色，例如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维持公共秩序、国防等。德国提出“国民经济”的概念只是表明政府在德国必须扮演比在英国更为重要的角色。今天的美国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体，但历史地看，美国早期也是通过“重商主义”而得到发展的，在发展起来成为最大经济体之后才开始提倡自由贸易的。今天拜登政府所实施的政策更是典型的美国版产业政策。

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已然成型

（图源：路透社）

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较之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更为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学术界，人们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政府称之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以此来强调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更不例外。即使在亚洲，中国也只能算是后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接着便是亚洲“四小龙”，再接着就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日本经济学家把此称之为亚洲的“雁行模式”，即日本是领头雁，“四小龙”在第二梯队，而中国则处于第三梯队。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格局中的这种局面表明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扮演较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政府更为重要的角色。

“八八战略”的提出和成功便是说明了一个具有“远视”的政府的重要性，这一战略塑造了一个有为政府的政策框架。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浙江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融合的典范。

“八八战略”是总书记习近平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于2003年7月提出的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即进一步发挥浙江省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概括地说，这是当时浙江通过改革开放，全面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

这个战略出台之后，浙江一直初心不变，沿着这个战略“久久为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典范。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的示范省份，而更多的内容已经融合到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之中。

今天，我们纪念“八八战略”20周年的目的不仅仅是纪念，而是要进一步探索“八八战略”的下一步。这里，围绕着如何以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深化“八八战略”新实践，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新时代里，浙江要回答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八八战略”高峰论坛主论坛

（图源：中国科技网）

新的“三驾马车”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三个条件

我认为，在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贸易）今天遇到困难而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

经过多年研究，我发现无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无论是欧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先发展经济体，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展经济体，还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因为技术进步因素。

无论从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而言，中国还处于“中等技术”水平，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较少，而在应用技术领域，如果用1到10来衡量，中国差不多在4到8之间，8到10的也很少。二是凡是能做0到1的，也能做到8到10；不能做0到1的，只能做4到8，很难再上去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无论从价值链、供应链还是产业链各个方面都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不仅要爬上8到10，更要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都是通过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而实现的。实际上，旧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消费，如果要继续发力，那么也必须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国家很难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新的“三驾马车”就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个条件，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个条件，必须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

金融非常重要。金融要支持企业的技术转化，在美国就表现为风投。我们对金融的重要性认知还不足，对金融跟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解释透。我们不能把金融跟实体经济区分开来。像美国那样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过度虚拟化固然导致了太多的负面效果，我们必须防止出现类似的情况。同时，美国出现了问题也并不等于我们不强调金融了，因为如果缺少了金融，经济就没有足够的血液。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不仅可以发展金融，而且可以发展得更好。

从历史上看，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只有两个，19世纪是英国，20世纪是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金融系统。因为金融是世界经济的血液，我们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就要看血液流到哪个角落。日本曾经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大国，德国也曾经想过，都被美国打压下去了。中国下一步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仅要看实体经济，而且也要看金融；没有金融，中国经济，无论是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走出去，都会变得很困难。

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哪一个诺贝尔奖是资本主导出来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密集型的概念，就是兴趣密集型，科学家们自由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就行了，科学发展有自己的逻辑。

应用技术转化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应用技术转化风险很大，所以才发明了风投。因为政府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做风险大的投资，传统银行也不能拿着人家的存款这么做，只有风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技术可持续发展方面，今天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内的现代化，跟世界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强化、互相促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美国给我们卡脖子，搞脱钩或者脱险；以前是超级全球化，现在逆全球化。这些变化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杭州片区钱塘区

（图源：杭州市人民政府）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新的“三大法宝”

那我们如何应付呢？我们需要继续的改革、开放和创新。中国革命时代，我们有“三大法宝”，就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我觉得，今天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有新的“三大法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创新。这其中，开放最重要，只有开放才能有改革，不开放就没有改革。今天强调开放，不仅仅是国际层面的开放，内部开放同样非常重要。

美国强大在哪里？美国的强大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所说的自由民主，而在于它的开放和创新。我总结了一下，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有三大开放系统：第一，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第二，开放的企业系统，企业制度；第三，开放的金融制度，金融体系。这三大开放缺一不可。

首先，它有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人才非常重要，美国基本上是世界人才的平台。美国本来是一个移民国家，“一战”、“二战”期间吸收了大量欧洲科学家。今天，我们讲营商环境“三化”，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但我们的国际化远远没有达到。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外国人口有40%，虽然这些外国人不全都是人才，但表明它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一代移民、二代移民拥有的，不是美国本地人。说美国制造，其实不是美国人制造。美国人为什么得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包括很多华裔去美国得了诺贝尔奖。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开放的教育和人才体系建设。

第二，美国有非常开放的企业制度。比较中国的企业制度跟美国的企业制度，比如新能源车领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企业大都是封闭的，没有供应链的延伸，或者供应链非常短，全供应链自己去做。

再看特斯拉的供应链，好多供应商都是宁波企业。特斯拉的供应链非常长，这样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美国企业有技术进步的机制，供应链长，相当于每个零件之间都是竞争关系。一个零件进步了，另外零件也跟着进步，否则会被淘汰。二是表明这个企业是开放的，向其他企业开放，不仅向自己国内的企业开放，还可以向国外开放。西方企业怎么进入中国呢？都是一些供应链在中国生产，一点一点地来，这样做容易走出去，容易国际化。三是因为互相开放，可以做标准，做规则。中国企业之间互相不开放，形成标准和规则就很困难。美国企业因为是互相开放，互相打通，所以一加起来又大又强。中国企业很多，一个个加起来量很大，但是不打通，大而不强，一直受制于人家的规则。标准决定价格，标准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光讲外部开放，不讲内部开放，这是不够的。我们企业之间不开放，各个区域之间的开放也困难重重。现在国际环境不好，如果各个区域之间能打通就非常好。东部地区有制造业优势、资本优势、开放管理经验的优势，西部地区有阳光、风、土地等资源优势，劳动力也便宜。但是这些生产要素很难组合，如果组合起来就成为内循环，国家统一大市场。欧洲二十几个主权国家都形成了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一个国家为什么就形成不了统一大市场呢？如果不内部开放的话，就很难有统一大市场。在这方面，浙江企业的运作方式非常有助于全国或者区域大市场的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地瓜经济”就是形象的表述，把总部留在浙江，而把经济活动延伸到全国各个角落，甚至世界各地。

外部开放也是重要的。苏联是一个不开放失败的案例。冷战开始以后，长达半个世纪苏联被孤立起来了。不开放至少从技术上来说有两个效果。第一，科技的进步需要不同的思想碰撞，封闭起来以后没有这个思想市场，慢慢技术就衰落了。第二，科研技术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投入必须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后再投资，才可能可持续发展。苏联因为计划经济封闭起来，导致没有市场。在这方面，浙江经济的经验更难能可贵。浙江经济包括了“浙江的经济”和“浙江人的经济”两大部分。“浙江人的经济”已经遍布全世界，而正如“地瓜经济”的现象所表示的，“浙江人的经济”也对“浙江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义新欧”中欧货运班列已成为浙江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枢纽道路上的一笔亮色

（ 图源：浙江省人民政府）

我个人觉得，浙江还可以更加开放，从“地瓜经济”向“竹子经济”转型。竹子延伸到那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浙江的经济不仅已经延伸到全国各地，延伸到全世界。但这还不是尽头，还有巨大的空间延伸出去。我们的企业完全可以像“特斯拉模式”那样，把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这种方式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有效路径。

最近，我们提出了“第三次开放”的概念。鸦片战争之后的开放，我们是被迫开放。1978年开始的开放，我们是主动开放。现在西方给我们卡脖子，系统脱钩，我们更要开放，就是20大所强调的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的制度性的开放。我把它称为“第三次开放”，很多方面甚至是单边开放。哪怕一些西方国家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他们开放。英国因为它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能适应单边开放。美国从原则上一直强调门户开放，对等开放，但在它需要的领域永远是单边开放，比如前面所说的人才领域。

在所有这些方面，无论是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还是金融支持方面，浙江都拥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但只有通过继续的改革、开放和创新才能把这些比较优势充分释放出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今天的浙江正在通过新的“三大法宝”释放新的“三驾马车”的动能，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我们今天对“八八战略”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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