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标志着其第二任期内覆盖领域最广、规模最大的综合改革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内容广泛，涵盖税收改革、能源环保、医疗补助、社会福利、商业科技、教育政策、国防事务、边境安全、司法与移民、农业补贴等几乎所有特朗普关心的公共议题。作为特朗普政府以及当前共和党经济治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这项法案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围绕其政策导向与实际效果的讨论持续升温。一方面，该法案体现出明显的供给侧导向，意图通过减轻企业与高收入家庭税负，激发资本投资与企业扩张，从而推动国内制造业复兴与经济效率提升。这使得其在许多讨论中被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革命的翻版，尤其是该法案的支持者将其看作重振美国硬实力的重要实现举措。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声音基于当前美国政府赤字不断扩大、债务积重难返，以及特朗普发起全球关税战的新的时代背景，批评该法案将加剧美国贫富差异和推高财政风险，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理论层面来看，经济政策的成效往往高度依赖经济体所处的宏观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与内外部的互动形式，不同的背景条件可能导致同一政策路径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就拿最近的“拜登经济学”为例，其试图复刻“小罗斯福新政”的“大政府”干预模式，通过大规模财政支出与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转型，但在高通胀压力与全球供应链紧张的现实背景下，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成为推高美国及全球通胀的关键诱因之一。这更加提醒我们，历史经验无法简单复制，在进行跨周期的政策比较时应高度重视和考量宏观条件的契合程度。

有鉴于此，本文力求跳出简单的“对”与“错”、“看好”与“看衰”的二元立场，选择从三个对政策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维度出发，对《“大而美”法案》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之间的异同进行系统比较，以观察其未来的影响与走向：其一是政策的力度与性质。里根革命作为一场历史转折，其政策力度体现为对“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全面确立。而《“大而美”法案》则更多是在已有政策路径上的强化与整合，延续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的核心理念。其二是美国经济运行的宏观条件。包括财政赤字、债务水平、通胀走势与货币政策等关键配套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政策传导的空间与效果。其三是外部环境与内外政策组合。自二战以来，经济政策效果常常受到外部条件和外交战略的强烈影响。里根与“特朗普2.0”时期具有差异化贸易政策、产业链布局乃至对外安全政策都构成对内经济政策的不同作用力。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对照，本文希望厘清这场命名为“大而美”的政策组合，究竟是对过往成功经验的“复现”，还是在现实困局下的“刻舟求剑”。

从7月24日开始，泰柬两军在塔莫安通寺周边等多段边界连续爆发激烈的交火，双方动用了重炮、BM-21火箭炮及F-16空袭。根据双方公布的数据，两国边境冲突已造成上百人伤亡，逾10万民众被迫疏散。28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柬埔寨总理洪玛奈和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在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举行特别会议，并表示同意停火。泰柬无条件停火协议已于当地时间28日24时正式生效，边境冲突地区全面停火。

塔莫安通寺的一砖一瓦，照见了东南亚最难以言说的“脆弱”：当民族主义遇上尚未完成的边界叙事。1907年的法国铅笔线，并未终结泰柬两国对吴哥血脉的共享想象，反而在社交媒体时代被放大成一触即发的集体情绪。一次高唱国歌的仪式，就能让士兵重新上膛；一句“自力更生”的网络宣言，便可能切断电网与光纤。更棘手的是，这场边境对峙已嵌入两国各自内部的权力棋局：曼谷的少数派政府需要民族主义来抵御政变阴影；金边的后洪森时代亦需外部议题巩固合法性。当东盟因缅甸危机自顾不暇，当美国目光锁定中东，留给曼谷与金边的调停空间愈发狭窄。泰柬下一步是把争端交给海牙，还是把信任重新交给谈判桌？答案不仅关乎4.6平方公里的丛林高地，也关乎东盟能否在“后缅甸危机”时代继续讲述区域团结的故事。

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以减税为核心、削福利为配套的“逆向再分配”，加剧贫富分化，引争议无数——或斥其倒退，或疑其针对中国。然深究其里，这既关乎特朗普阵营对传统美国定义与变迁，也关乎亨廷顿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文化冲突与国家认同。

法案的推行，伴随着清晰的“牺牲”图谱：国内削底层福利、撼民主党根基、抑激进思潮；国际弃盟友、破旧序、滞发展中国家前路。只是，政治碎片化、资本失控、技术冲击与政府角色迷思，让这场“里根革命2.0”充满变数。当技术颠覆就业、政府角色被刻意弱化，特朗普的“美国梦”或许只是一场豪赌——赌注是整个社会的撕裂与全球秩序的动荡。

这不仅是法案之争，更是“谁的美国”之争。答案，仍在风中飘荡。

“我们国家已经到了大规模产生新质生产力的阶段，但是相关机制还没有完全适配。”当逆全球化抬头、传统红利递减，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培育新质生产力？

近日，郑永年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系统解释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三驾马车”：基础科研求自由，技术转化重产业，金融服务须匹配超长创新周期；当下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耐心资本与制度弹性。产业政策应“抓小放大”，用底线监管替代过度审批；面对复杂国际局势，企业出海须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国企搭基建、民企暖民生，用绿色、高品质供给赢得世界掌声。访谈既把脉痛点，也描绘路径，为政府、投资机构与企业提供关键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