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技术的狂奔突进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极力倡导AI发展。2025年1月发布的《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导地位的障碍》（Removing Barriers to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O 14179），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AI政策最重要的起点。这份文件明确确立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目标：由于AI和美国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技术优势存在密切联系，美国AI必须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其关键政策指向两大方面：一方面，加快数据中心和半导体制造项目的许可证审批，并通过政策引导以供给数据中心和半导体行业所需职业工人；另一方面，取消阻碍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的繁琐联邦法规，在这一过程中与私营部门和企业合作以寻求意见和建议。
此种立场与谋求加速AI发展和利益最大化的大型科技公司们不谋而合，客观上形成人工智能“唯发展论”阵营。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美国AI行业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Alphabet、Amazon、微软等大型科技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长，2026年预计将投资7500亿美元。数据中心作为AI行业核心基础设施，据美国电力研究协会（EPRI）研究估计，在“中性”情景（Medium Scenario）中，2026年美国数据中心名义容量将达到58.5GW，较2024年上涨约47%。
美国AI技术的社会成本
在AI技术突飞猛进的背后，对AI技术的焦虑情绪已经产生。
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益普索公司（Ipsos）等民调方的多轮民调均显示美国民众对人工智能态度谨慎，更对数据中心建设持反对意见。2026年6月，益普索公司在美国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14%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在自己的社区建设数据中心。比起2025年11月的调查结果，总体支持数据中心建设的意见占比已再度减少5%，从38%降低到33%。由“数据进步”（Data for Progress）开展的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63%）支持暂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至少一年，其中包括 67% 的民主党人、66% 的独立人士和 58% 的共和党人。
焦虑和抗议从何而来？从技术发展的社会成本中来。
总体而言，美国AI技术发展的社会成本，有五种主要类型：
一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成本。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的电力、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数额可观，推动周边地区生活成本上升，影响当地民众切身利益。最常见的案例是电价问题：在美国最大电网PJM Interconnection服务区域范围内，2026年的电价涨幅可观。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统计，2026年5月，PJM电网区域内居民电价的同比涨幅最高达28.4%（伊利诺伊州），且在13个州与华盛顿特区共14个地区内，有11个地区的电价同比涨幅超过全美平均同比涨幅（6.2%）。
然而，AI产业发展红利并未被分配给当地民众。数据中心所需岗位不多，主要聚焦在少量工程师、电工等岗位，难以提供大量收入可观的工作岗位。因此，当数据中心的外部效益不足以填补外部成本，当地民众被迫承担额外生活压力，自然会对数据中心产生反对态度。此外，数据中心运营方与当地政府部门交涉过程的不透明问题，更进一步加剧矛盾。
二是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产生焦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美国企业倾向于通过在工作流程中引入AI，在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同时，维持和提高整体工作效率，“降本增效”。
此种策略虽对企业账面利润有利，但在准备就业的大学生群体或已经就业的部分群体中引发焦虑情绪，使其担忧企业裁员或减少招聘，影响生计。数据中心项目理论上能在当地制造少量岗位，但正如上文所言，岗位数量较少，因此数据中心实质上并未帮助人们解决就业难题，反而增加了“AI抢夺岗位”叙事。在硅谷巨头热切炒作“AI代替白领”等概念以凸显技术进步幅度的同时，普通美国民众，尤其是Z世代（Gen Z）年轻人，反而必须直面工作岗位被代替、淘汰的恐慌。Axios和Generation Lab在2026年8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27%的美国年轻人（18-34岁区间）反馈他们或他们认识的人因为雇主用人工智能取代他们的岗位而失业。这种焦虑心理又难免催生出新时代的卢德主义者：在19世纪，英国诺丁汉郡和兰开夏郡的织布工们反对取代其岗位的自动织机，为此闯入工厂和作坊，砸毁机器；而在21世纪，同样取代岗位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出现，可以预见，其将不可避免地同样面临焦虑和抵制。
三是人工智能相关行业排放涉及环保议题。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运营高度依赖电力、水资源等，而算力芯片则高度依赖关键矿物等资源。当前特朗普政府主张开发美国能源，要求释放美国化石能源潜力，大力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解除联邦层面及地方政府相关限制。这方面代表性行政命令为《释放美国能源》（Unleashing American Energy，EO 14154），以及《保护美国能源免受州政府权力过度干预》（Protecting American Energy From State Overreach，EO 14260）等。美国当前电力供给高度依赖天然气电厂，如数据中心建设较多的弗吉尼亚州，其对天然气发电依赖度达57%；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等州的天然气发电依赖度则均超过50%。当前美国政坛环保议题与两党政治议题高度相关，民主党选民普遍对环保议题持关心态度。因此，特朗普政府推动AI发展举措将难免和环境污染等议题挂钩，进一步形成“AI发展破坏环境”叙事，随之引发环保阵营激烈反对，激化环境议题争论。
四是人工智能安全方面产生担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模型性能不断提高，对AI滥用、AI安全等方面的担忧和焦虑观点不断产生。其中较显著的担忧是，性能突出的AI模型被用于网络攻击、寻找系统漏洞等方面，更易危害公共安全。以Anthropic、OpenAI等巨头为首的AI前沿企业，尤其是Anthropic，热衷于在宣传中强调其新款大模型的强大性能和安全威胁，客观强化了这方面焦虑情绪。
7月21日OpenAI确认其智能体入侵Hugging Face事件，以及7月30日Anthropic披露其模型入侵其他组织系统事件，实际上成为了这种焦虑情绪的可靠基础，使华盛顿AI监管争论进一步白热化。7月23日，民主党众议员泰德·刘（Ted Lieu）与共和党众议员纳撒尼尔·莫兰（Nathaniel Moran）联合提出《人工智能终止开关法案》（AI Kill Switch Act），要求高性能大模型开发企业保持限制、暂停或关闭这些系统的技术能力，并对严重AI安全事故进行报告和保存相关取证数据。8月7日，特朗普表态称美国国会希望通过监管将人工智能行业“扼杀在摇篮里”。8月10日，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联名发出质询信函，要求OpenAI CEO萨姆·奥特曼及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代伊对这两次安全问题作出可靠解释。可以说，“要不要管AI”“怎么管AI”，已经成为了华盛顿当前直面的矛盾焦点之一。
五是对巨头企业的天然不信任。美国AI大模型发展实际上高度集中在几家前沿巨头手中。然而，美国人对大企业和行业巨头表现出高度的不信任。其中不仅是左翼在反对AI巨头，即使是保守派右翼也在反对。这种观点并非由Anthropic、OpenAI所引发，甚至和微软、谷歌等信息时代大企业也没有因果性关联。美国右翼的这种立场来自于美国的建国神话基础和政治思想的源头之一：个人自由至高无上。
美国右翼反巨头的常见理由是：巨头们的垄断剥夺了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权，因此它们从本质上限制了人类自由。换言之，在美国右翼心目中，巨头不值得信任，反对巨头才是正确的。
即使它们同样诞生于自由市场，它们也因剥夺了普通人的自由，而变得“不自由”。
这种反垄断思想在美国经历了长期发展，从19世纪中西部农民发起的格兰其运动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一直到今日的保守派反垄断思想，美国右翼坚持着这种“垄断者和大企业与政府、媒体、官僚体系勾结剥夺个人自由”的叙事。即使到了21世纪，共和党政客们仍然喜欢“经济权力的集中与政治权力的集中一样危险”之类的论调。万斯就曾在2024年的演讲中直言不讳：“美国经济已经形成由大型科技公司和资本控制的、缺乏真正竞争的市场；因此，美国需要用反垄断和政治权力来打破科技巨头的控制，以恢复创新、创业和普通人的经济自主性。”
根本而言，反垄断、反巨头论调在美国的政治正确程度极高。它实际上是一种跨越了左右翼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在民众中间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公司不可信，Big Tech（科技巨头）不可信，Big Money（大财团）不可信。无论各个党派或阵营的政治理想如何，巨头企业都难以回避这种来自选民和政治底色的抵抗情绪。
当AI热潮兴起，美国民众看到AI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第一反应是“不自由”的巨头要损害民众利益，要形成垄断，要破坏人们的生活质量。这种自然产生的对立情绪同时成为了人与AI关系的矛盾催化剂与矛盾本身。
意见撕裂背后的政治暗流
不难发现，以上的大部分议题实质上并未脱离美国政坛争论的核心领域。生活成本和就业，指向经济与民生——老牌议题，人人都谈；环保方面，环保议题是十余年来两党的核心辩论场之一；安全问题，则指向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议题，完全不陌生。
面对数据中心议题，从左到右，从DSA（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桑德斯派到民主党建制派，从传统共和党政治人物到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系，两党政治人物纷纷表露出对数据中心的反对立场。两党各派系均存在大量候选人利用数据中心话题大做文章，力图吸引更多选票和支持者。今年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许多州长职位和国会议员席位将要进行重新选举，更使得这种行动“四处开花”。
可以说，有三类政客尝试深度参与反数据中心议题，其议题也极具政治阵营特色。
第一类是传统民主党，时常打着气候议题的旗号，用环境保护、电价等外部影响为理由进行抨击。2021年，民主党建制派凯莎·博特姆斯（Keisha Bottoms）担任亚特兰大市长，彼时她欢迎微软等科技企业和数据中心投资，强调其就业、税收和社区发展效益，热衷于规划相关土地项目；五年后的今天，她的立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电价、水、土地、环境等因素摆上台面，以呼吁暂停项目为主。目前她正参选佐治亚州州长职位，在党内初选中完全领先，已成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
第二类是DSA和桑德斯派人物。作为更加激进化、也更加民粹化的左翼群体，这批政客直接将大型科技巨头提上批判的台面。威斯康星州DSA成员，韩裔竞选者洪允贞（Francesca Hong）旗帜鲜明地建立了“数据中心=Big Tech+企业补贴+电价上涨+地方资源被大型科技公司占用”的叙事，突出对巨头的批判立场。她在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取得遥遥领先的民调优势，与拥有现任州长支持的对手在初选中表现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共和党阵营人物，其主要故事线是“生活成本”与“公用事业费用”。有趣的是，即使是特朗普派，在这一议题上也不与华盛顿站在一起，反而呈现出跨地区的统一反对立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拜伦·唐纳兹（Byron Donalds）此前支持数据中心和AI建设，站在特朗普阵营；但在7月20日，他宣布提案防止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推高公用事业成本的立法选项，要求数据中心运营方承担更多费用，开始改换立场，并已赢得共和党初选。
在这些竞选议题之外，民间行动正在日渐激进化。2026年4月6日凌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县议会民主党议员罗恩·吉布森（Ron Gibson）的住宅遭枪击，枪手向其住所开了13枪，子弹击穿房门并进入屋内。现场留下“NO DATA CENTERS”（不要数据中心）纸条。此前，吉布森在议会投票支持一家洛杉矶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Metrobloks在当地设立项目，并于4月1日相关土地重新分区表决中表示支持。
在州一级，也有部分州开始行动。自7月14日以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纽约、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三州已分别发布行政令，实质上暂停和限制数据中心项目。此外，根据全国州议会联合会（NCSL）统计，共有15个州的议会正在考虑禁止数据中心的建设，包含著名的“数据中心走廊”所在地弗吉尼亚。
可以说，从个体到州一级地方政府，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并不是单纯存在于某个镇子或城市的部分意见，而已经上升到更高层面：它拥有一定政治影响，有部分个体激进化，并已能影响地方政府立法程序。它已经不再是华盛顿国会的某个用于争辩的议题，而已经在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了切实影响。
走向何方？美国AI行业短期与长期的未来
美国真的“All in AI”了吗？对于这一命题，一个合适的答案是：美国的一部分已经选择了“All in”，但另一部分正察觉到自己有可能不适合被绑在这辆战车上。
对于硅谷巨头和华尔街资本巨鳄们来说，面对长期以来的经济问题和AI繁荣局面，借助当前积累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先发展再破局，是必然的和最合适的选项；对于华盛顿的政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而言，在中美竞争的大局下，在AI领域取得优势，无论是以红利反哺军事和经济领域，还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宣传方面的成功和“赢”形象，都是非常理想的前景。在这些美妙的蓝图之下，特朗普政府和硅谷华尔街巨头们所代表的这部分美国，没有理由不以AI为优先。
然而，对于美国的另一部分而言，这张蓝图恐怕并不乐观。PJM电网辖区的居民实打实地面临越来越高的区域电价；从肯塔基到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需要考虑是否要将农田卖给数据中心，或者附近的数据中心是否会威胁家族上百年来农场的生存；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准备或已经毕业的年轻大学生需要考虑自己的就业会不会遭遇AI的影响……在特朗普政府吹响的AI号角之下，硅谷的AI行业正在高速发展，投资大幅度增加，大模型性能飞速提升。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而在此之下，熊熊燃烧的或许正是那部分更加普通，更加不具代表性的美国人曾经享有的生活本身。抵制、抗议、投票乃至枪击，都是“不愿被绑在这辆战车上”诉求的不同表述。
从短期来说，反AI、反数据中心的浪潮或许不会持续太久，其真正的抵制能力也不一定能起决定性作用。2026年中期选举客观上是一个政治领域的放大器，各地、各派别的政客都在其中渔利，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放大诉求的声音；但在大选结束之后，地方政府和当选政客们是否履行其政治承诺，坚持其政治口号和立场，则是一个未知数。
至少目前而言，已经下令开始行动的州只是少数的一部分，多数州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口号还只限于在一段时期之内暂停或减缓数据中心审批，而非完全停止或彻底抵制。那种激进的想象，如“民间大规模反对数据中心，一切AI立刻停摆”，或“特朗普为中期选举立刻叫停AI狂潮”等等，恐怕并不是短期内会发生的故事。
至少在短期内，美国的AI热潮并不会停歇。巨头们或许会面临一定程度上的挑战，被迫付出更多成本完成合规化和对当地居民的补贴，亦或是作出一定程度上的承诺；但总体的发展趋势受影响的可能性实际上很小。
而从长期而言，美国的政治发展将成为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之一。
随着以DSA、桑德斯们为代表的左翼民粹政治运动逐渐兴起，这场“左翼版茶党运动”或许会在民主党中也形成类似于曾经茶党运动和特朗普主义为共和党带来的变化，进一步重塑美国政治局面，使得两党均进入民粹化、激进化的轨道。倘若这种民粹化、激进化的趋势最终形成，社会撕裂引发的矛盾激化将更加剧烈。在当前，对数据中心的支持或反对、对AI问题的支持或反对，或许还不足以成为竞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将来，更激进、更民粹化的政治口号和立场并不是完全不可预期的结果。在愈发撕裂的社会背景之下，第二个“2016年的特朗普”或许就在酝酿的过程之中。
随着国内经济领域的持续不安定、政治领域两党的民粹化和激进化、社会层面硅谷巨头和普通美国民众的进一步撕裂、国际形势的更复杂变化和挑战，未来远期的美国势必将面对更多、更复杂、更需要抉择的局面。在远期的未来，美国的AI行业与巨头们会走向何方，是一个仍需谨慎考虑的命题。
本文作者
焦天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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