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前一度未出现在特朗普随访名单中的黄仁勋，却在代表团启程前夕确认随行，上演了一场“最后一刻登机”的戏剧性转折，折射出当前中美科技互动的复杂态势，也引发各界对芯片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
英伟达CEO“先出局、后上车”隐含着怎样的中美科技博弈逻辑？中美的大交易将如何展开？中国芯片自主战略与对外合作如何并行不悖？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解读此次特朗普访华背后的科技地缘深意。
今天，特朗普将踏上北京的土地，开启他时隔九年的再次访华，也是他第二任期的首次中国国事访问。随行的16位美国商界领袖名单已经公布：苹果、高通、美光、特斯拉、波音、黑石的掌门人悉数在列，覆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然而，这份名单在过去24小时里，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反转。
5月11日，白宫公布随行名单，英伟达CEO黄仁勋榜上无名——这位此前已公开表态“若受邀将是莫大荣幸”的芯片巨头掌门人，被媒体普遍报道为“爆冷出局”。就在特朗普登机前夕的5月12日晚，剧情突然反转：英伟达官方向CNBC证实，黄仁勋将随特朗普访华。
先出局，再上车。这个“最后一刻逆转”的细节，比整份随行名单加起来更值得细读。
它说明了什么？英伟达来了，但这不意味着AI芯片议题上了桌；黄仁勋登机了，但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不在北京的会议室里。读懂这个区别，才能读懂这次访华的真实底牌。
01 特朗普的芯片算盘和中国的芯片战略
1. 英伟达：先被踢出，再被拉回，说明了什么？
要理解黄仁勋这次“先出局、后上车”的含义，必须把两个逻辑同时放在桌上。
第一个逻辑，是美国政界对中美AI竞争的战略共识：美国必须在AI领域对中国保持代际领先，而不只是领先一步。这不是某一党派的偏好，而是贯穿华盛顿两党、横跨政府与硅谷的战略底线。无论是拜登时期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还是特朗普时期对英伟达H100、A100乃至H20的出口管制逐步升级，背后驱动的都是同一个判断：顶级AI芯片一旦进入中国，将直接压缩美国的代际技术优势，这是不可接受的。
正是这个逻辑，让白宫最初把英伟达排在了名单之外——带来的是能快速结账的商业清单，而不是涉及战略芯片的敏感议题。美光的内存芯片是通用存储器件，战略敏感性有限；英伟达的GPU是AI军备竞赛的核心弹药，完全是另一个量级。这就是那条隐形的切割线：可以谈的芯片，和不可以谈的芯片。
第二个逻辑，是英伟达对特朗普的特殊政治意义：科技右翼不只是特朗普的政治金主，更是他家族自身商业利益的直接相关方。特朗普的儿子们已经在AI、无人机等领域建立了规模达10亿美元的投资网络，英伟达作为整个AI产业链的核心算力供应商，其商业前景与这些投资的回报高度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黄仁勋最终出现在随行名单里，与其说是芯片政策的松动，不如说是特朗普对科技右翼利益的一次政治安抚——让科技圈看到：我来北京，没有忘记你们。
但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必须说清楚：英伟达上了飞机，不等于AI芯片议题上了桌。他的出现，传递的是特朗普对科技右翼的政治姿态，而非美国对华芯片政策的实质性转向。
黄仁勋过去五天的矛盾表现，把这个处境暴露得淋漓尽致。5月9日，他在论坛上明确表态：中国不应获得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美国必须保持AI绝对领先；同期又表示，若受邀随访将是“莫大荣幸”。先被排出名单，最后一刻又被确认随行——这三个节点连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家被夹在中美两个战略市场之间、无法自主选择立场的公司的真实处境：对华盛顿必须表态支持管制，对北京又不敢彻底关上大门，最终的命运是被政治而非商业逻辑左右。
英伟达的困境，是硅谷在中美科技脱钩时代的深层缩影。
2. 中国：不买H200，但欢迎英伟达来访
再看中国这一侧，同样存在两个并行的逻辑，需要同时理解。
第一个逻辑，是中国清晰的芯片自主战略：自从美国对华禁售H100、A100乃至H20，中国高层和科技界已经形成了明确共识——在高端AI芯片上，摆脱对英伟达CUDA生态的依赖，形成自主技术能力，不只是应急措施，而是长期战略方向。
这一共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特朗普放开H200禁售后在中国市场出现的戏剧性冷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国会听证会上亲口承认：放开H200之后，一块都没有卖出去。这不是中国企业买不起，而是中国政府明确不鼓励购买，AI企业也集体选择观望。DeepSeek V4适配华为昇腾950PR首发，是这一战略推进的最新体现：核心方向是科技自立自强，这一点不会因为峰会气氛的好转而改变。
第二个逻辑，是中国对此次访华诚意的主动释放：中国没有拒绝英伟达随行。事实上，黄仁勋最终确认随访的背后，有中方对此次会晤释放的积极信号。欢迎英伟达掌门人来北京，传递的是一种姿态：中国对中美科技对话持开放态度，并不将先进芯片议题视为绝对禁区，愿意在坦诚对话的框架内探讨未来可能的合作空间。
这种开放姿态与自主路线并不矛盾——核心战略是科技自立自强，但这不代表中国要彻底关闭与美国科技资本的对话渠道。
两个逻辑叠加，给出了理解英伟达此行的完整框架：黄仁勋来了，说明中美双方都愿意把科技对话的大门留开；但H200的零成交摆在那里，说明这扇门目前通向的是对话，而不是交易。
3. 中美方向一致，但利益错位
把中美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颇为诡异的现象：在高端AI芯片问题上，中美两国政府的战略方向高度一致——美国不想卖，中国不想买。
但在政府战略之外，企业层面的利益关系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复杂图景：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想卖，美国AI企业（OpenAI、Anthropic等）不希望它卖；中国AI企业（阿里、字节等）理性上想要更好的芯片，但政治上不得不配合自主路线；中国芯片企业（华为）则希望AI企业坚定用自己的产品。
这四组力量之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利益博弈。但在中美如今缺少互信、竞争对抗的大背景下，政治力量必然压过商业利益。因此，至少在高端AI芯片问题上，中美双方政府层面的“方向一致”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不是合作，而是两种对立战略的奇妙平行。
相比之下，成熟制程芯片、存储芯片（如美光的DRAM）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多变。这类芯片的战略敏感性较低，商业利益的逻辑更强，也因此更有空间在元首会晤的框架内被作为筹码使用。
02 第一次元首会晤只是大交易的准备
1. 美光换波音，这是“小生意”，不是大交易
美光来了，带来的是存储芯片市场准入的诉求；波音来了，瞄准的是中国航空公司积压已久的巨额订单；苹果来了，要的是供应链的稳定性承诺；特斯拉来了，需要的是上海工厂的政策延续。
这是一张“能快速变现”的清单，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在峰会框架内被量化、被谈判。但从根本上看，这还算不上中美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大交易。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而这第一次元首会晤，更像是大交易前的探路——信任建立之前的试探，而非信任建立之后的真正交换。
2. 为什么今年有条件谈大交易？
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说过一句话：“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
这句话背后，有几层实实在在的支撑。
第一，今年的会晤密度为大交易提供了条件。除了今天的北京峰会，中美两国元首今年还有望在G7（6月，法国埃维昂）、APEC（11月，中国深圳）和G20（12月，美国迈阿密）等多边场合再度会面，全年可能多达四次高层接触。如此密集的会晤频率，在中美关系史上并不多见，也为持续推进哪怕极为困难的议题提供了节奏上的可能。
第二，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已进入新常态。双方对彼此的伤害已有清晰感知，各自的应对策略也已基本成型。这种“稳定的对抗”反而为理性谈判创造了条件——双方都知道底线在哪里，才有可能在底线之上寻找交集。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特朗普亟需一场胜利，而且时间紧迫。伊朗战争加剧了MAGA内部的分裂——塔克·卡尔森等核心盟友公开反水，爱泼斯坦案争议持续发酵，特朗普的传统基本盘出现了清晰的裂痕。与此同时，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形势持续向好：在过去14个月内，民主党已赢得全美28个原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席位；截至今年3月，Polymarket数据显示民主党“横扫”概率已飙升至49%的历史新高，而共和党横扫概率仅有17%。
局势对共和党极为不利，特朗普亟需一场能在11月前兑现的重大胜利。而在他的“赢学”中，能给他赋能的最大对象，毫无疑问是中国。这不只是今年的需要，也是为2028年总统大选布局的战略考量。
3. 中美可能的大交易是什么？
特朗普的谈判和交易风格有一个鲜明特点：他喜欢把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问题捆绑在一起交易，用一个领域的让步换取另一个领域的收益。这一点从他对俄乌问题的处理方式中看得最为清楚——他公开威胁，如果俄罗斯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没有进展，将在10天内对俄征收关税并采取其他措施，把关税作为外交施压工具的逻辑，贯穿了他第二任期的几乎所有重大外交行动。
对华交易同样遵循这个逻辑。笔者认为，中美今年有望实现一个最积极的大交易：
美国想要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其一是政治层面的“赢学”素材——特朗普需要一个能在中期选举前拿得出手、说得出口的重大外交成果，中国是他全球外交棋局中唯一能提供这种量级成果的对象。其二是经济层面的实利——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商品（农业、航空、能源），以及继续持有并增购美国国债，这不只是贸易账本上的数字，更是为美国金融霸权续命的结构性支撑。其三，也是最微妙的一层，是硅谷和华尔街共同在意的市场预期——科技右翼希望重新打开中国科技市场，特别是AI相关领域的准入。中国不只是全球最大的单一AI市场，它的战略价值还在于，一旦这个市场重新向美国AI企业开放，将为华尔街对“科技七巨头”的高估值提供最有说服力的叙事支撑。说得直白一点：特朗普和华尔街都需要中国市场来撑住AI泡沫——让它至少再飞几年，而不是在特朗普任期内率先爆破。
中国想要的，同样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但每一层的份量并不对等。其一，也是最重和最难的，是台湾问题上美国明确的战略背书——不只是一句“不支持台独”的例行表态，而是在结构性层面约束美国对台军售、限制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表态，形成某种可信的、可落地的不干预框架。这是中国在这场大交易中最核心的政治诉求，也是最难换来的那一张牌。其二是稳定可预期的外贸环境——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关税归零，而是商贸政策的可预期性，让企业和市场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则预期下做中长期规划，而不是每隔几个月就要重新应对一次突发的政策冲击。其三是科技层面的竞合共存，而非彻底脱钩——特别是在成熟制程芯片、应用层AI合作等战略敏感性相对较低的领域，维持一定程度的技术交流和市场互通空间。这不是中国在科技自主路线上的退让，而是一种务实的判断：彻底脱钩对中国有损失，但对美国同样有代价，保留合作空间，才是两个理性行为体应有的选择。
也许有人觉得这种展望过于乐观，特别是在中美基本信任严重缺失、全方位对抗持续的背景下。但笔者认为，正因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稳定乃至改善的少数可能窗口之一，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愿景。因为只有先有了积极的愿景，政治才有可能朝着好的方向被推动；如果连好的图景都不敢想象，政治就只会被民粹主义绑架，越走越远。这不是中国想看到的，不是美国想看到的，更不是这个世界想看到的。
03 中国的“三步走”战略：让愿景从可能变成现实
今天迈出的第一步无疑是积极的。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几步应该怎么走。考虑到中美元首今年还有望G7、APEC和G20三个重要多边场合再度会面，笔者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清晰的三步走战略，每一步的重心应当有所不同，层层递进。
第一步——G7（6月，法国埃维昂），巩固信任，守住成果。
G7是西方主要经济体的主场，中国不是成员，这个场合的价值在于：特朗普刚从北京回去，大概率会向西方盟友沟通这次访华的成果，而元首双边会晤如果能在G7期间或前后补充发生，将是对北京峰会成果最及时的巩固和确认。
这一步的核心任务不是推进新议题，而是稳住已有共识，防止北京峰会达成的框架性成果被国内政治或盟友压力所侵蚀。中国需要做的，是在这个窗口期持续释放积极信号——无论是在贸易让步的落实上，还是在外交表态的配合上——让特朗普在G7盟友面前有足够的素材展示“对华接触是有成果的”。信任的建立从来不是一次峰会就能完成的，G7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站。
第二步——APEC（11月，中国深圳），以科技市场换台湾背书，这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APEC在深圳举行，东道主是中国，这个场合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战略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APEC的经济合作属性，为讨论科技议题提供了天然的平台。
这一步的交易逻辑，是围绕特朗普最在意的科技右翼利益来展开的。科技右翼不只是特朗普的政治金主，更是他家族自身的商业利益所在。对他们而言，中国市场的重新开放——特别是AI方面的市场准入——具有直接的资本价值。
这就是中国在这一步可以打出的牌：以有条件开放中国科技市场、允许美国科技企业在特定领域重新进入，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更明确的战略背书，以及对日本在该地区立场施加有效约束。
这个交换的内在逻辑是清晰的：特朗普给科技右翼一个他们最想要的市场，中国给台湾问题一个最需要的政治空间。但实现这个交换的前提，是中国在谈判桌前做足了两件事：其一，在军事上形成对台湾方向和相关地区无可争辩的战略主导能力，这是谈判筹码的根本来源；其二，在商贸上持续给予特朗普足够的“赢学”素材，让他有信心和动力把这笔交易推进到政治层面。
第三步——G20（12月，美国迈阿密），巩固台湾问题成果，开启AI治理框架的全球布局。
G20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是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接待习近平，对特朗普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展示——他可以向国内选民展示，他不只是“去北京拜访”，而是“让中国来美国谈”。这个叙事对他的国内政治有价值，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心理需求。
这一步的两个重心：其一，巩固前两步的成果，特别是台湾问题上的框架性共识。G20是APEC之后的第一个重要多边场合，是检验前两步成果是否真正落地的试金石。如果台湾问题在APEC上达成了某种框架性共识，G20就是用更正式的双边文件或双边表态加以确认和固化的最合适窗口。
其二，也是这一步最重要的增量议题：推动建立中美共同参与的全球AI治理框架。G20的经济合作属性与APEC略有不同——它涵盖了更广泛的南方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多边平台，在这个场合讨论AI治理的全球规则，比任何双边框架都更具合法性。具体可以探索的方向包括：在G20框架内设立“AI安全与治理”专题工作组，由中美共同牵头；就防止AI触发军事误判建立某种技术层面的“热线机制”；以及在特定高风险AI应用领域（如自主武器、关键基础设施）就最低限度的规范原则达成G20层面的框架声明。
这一步对中国的战略价值，超越了所有前面的步骤。它意味着：中国将以“共同治理者”而非“规则接受者”的身份，参与定义AI时代的全球秩序。这不只是外交成果，更是中国AI走向世界的制度性入场券——只有参与了全球规则的建构，中国的AI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全球的AI，而不是永远只能停留在中国内部，或只在“全球南方”的有限圈子里流通。
04 结语
最后回到标题的问题：最后一刻上飞机的英伟达能上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个细节，是这次访华随行名单里最值得反复咀嚼的一个注脚。它同时说明了两件事：特朗普需要科技右翼为这次访华背书，而中国也愿意保留与美国科技资本对话的窗口。但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并不等于中美AI芯片关系的实质性松动——H200的零成交摆在那里，华为昇腾的自主路线仍在推进，这些都是比峰会气氛更真实的战略信号。
黄仁勋来了北京，但他真正想要的——重新打开中国市场、重新为英伟达芯片找到最大的增量用户——不会在这三天里得到答案。那个答案，取决于APEC、G20，以及中美之间更深层的政治交换能否真正发生。
对中国而言，这次峰会最大的风险，不是谈崩，而是谈顺了之后产生的松懈——误以为芯片战的压力已经过去，误以为自主路线可以缓一缓，误以为峰会的暖意可以替代技术的硬实力。英伟达上了这班飞机，不是因为中美芯片战结束了，而是因为这场竞争进入了一个更复杂、也更需要政治智慧的新阶段。
那场真正的大交易，才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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