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专家会议8日发表声明，宣布推举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任最高领袖。对小哈梅内伊的“起底式”任命，传递了一个信号：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伊朗选择了最稳固、最具有延续性的接班方案。穆杰塔巴虽然缺乏传统政治家的公开履历，但他手中握有的革命卫队纽带、影子金融网络、以及被修剪过的宪法合法性，使他成为了这个神权国家在动荡时刻的必然选择。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Iran Signals Defiance by Naming Khamenei’s Son as Supreme Leader”，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殉道”与合法性重塑
多年来，反对派媒体与分析人士一直揣测，近日遇刺身亡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深居简出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或许会继承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职位。然而，在伊朗国内，这种传闻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极度敏感的禁忌。
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初衷之一便是反对世袭统治。1979年推翻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更迭，更象征着与君主制的彻底决裂。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石建立在神职人员权威、革命机构以及“教法学家治国”（velayat-e faqih）原则之上。正因如此，最高权力在父子间的传递一直饱受争议。
然而，尽管面临重重争议，这一幕仍在3月9日成为了现实。据伊朗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的一份官方声明，正式任命现年56岁的（小）哈梅内伊为新任最高领袖。
这一决定是在伊朗经历了一周由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剧烈战争后做出的。在那一周的空袭中，哈梅内伊及多名政权核心领导人丧生。事实证明，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政治合法性往往在战时压力面前被迫让步。现在的核心悬念在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任命将如何影响当前的战局，以及这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未来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伊朗的政治文化中，“殉道”（Martyrdom）承载着深沉的象征意义。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核心叙事：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Battle of Karbala）中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ein）的殉难（译者注：公元680年，侯赛因因拒绝效忠倭马亚王朝，在卡尔巴拉战役中与其72名战友一同遇害）。在什叶派神学中，这一事件代表了反抗暴政与不义的终极抗争。
数百年来，侯赛因的牺牲通过阿舒拉节（Ashura）哀悼仪式以及重现卡尔巴拉悲剧的受难剧（passion plays）代代相传。这些仪式将一种观念深深植入人心：真正的道德胜利在于自我牺牲，而非肉体幸存。
伊斯兰共和国通过现代战争的洗礼，对这一宗教传统进行了重新诠释。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领导层将这场冲突定性为卡尔巴拉战役的当代重演，将伊朗士兵描绘成追随侯赛因、对抗当代暴君的勇士。国家政权不仅将战死者尊崇为烈士，更围绕“牺牲与抵抗”构建了一整套政治文化。在这种叙事框架下，殉道已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概念，更成为了该制度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支柱。
以此视角观之，穆杰塔巴的获任便具有了深远的象征意义。他不仅是前任领袖之子，在该政权的叙事框架中，他更是一个与“殉难遗产”紧密相连的人物。正如当年的伊玛目侯赛因一样，穆杰塔巴的父亲也在与敌人的对抗中举家蒙难。这种象征性可以成为巩固权威的强力工具，将政治权力的延续构建为一场“持续斗争”的必然组成部分。
影子里的权力版图
这一任命可谓“一石二鸟”。在伊朗国内，它支撑了关于坚韧与抵抗的政治信念；在国际舞台上，它则为对抗或谈判提供了政治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以立场坚定著称的领导人，或许才是作出必要妥协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不太可能面临“表现软弱”的指责。
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称穆杰塔巴是“不可接受的”（unacceptable），并建议美国应尝试干预伊朗的领导层更迭。然而，在伊朗国内，此类言论往往适得其反。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对外国干预保持着高度敏感。当美国公开抵制某位伊朗人物时，这种排斥反而能将反对派意见贴上“顺从外国利益”的标签，从而提升该人物在国内的地位。因此，特朗普的言论非但没有削弱小哈梅内伊，反而可能巩固了他的地位。
与伊朗高层职位的其他竞争者不同，穆杰塔巴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积累的。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通常低调地站在显赫人物的身后。他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也从未谋求过此类职位，极少公开露面，更鲜少接受媒体采访。
尽管长期隐身幕后，穆杰塔巴在伊朗政治体系内早已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最高领袖办公室任职期间，他以“守门人” （gatekeeper）和父亲身边的“政治掮客”（political broker）而闻名。分析人士常将他与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之子——艾哈迈德·霍梅尼（Ahmad Khomeini）相提并论，后者在伊斯兰共和国初期也曾扮演过同样关键的权力枢纽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杰塔巴在三大核心领域建立了稳固的影响力：神职建制派、安全部队，以及围绕最高领袖办公室构筑的政治网络。在安全部队内部，他的盟友包括多位重量级人物，如曾任巴斯基（Basij）民兵指挥官的穆罕默德·礼萨·纳克迪（Mohammad Reza Naqdi），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前任长期情报主管侯赛因·塔埃布（Hossein Taeb）。此外，据信革命卫队前指挥官侯赛因·哈梅达尼（Hossein Hamedani）也与小哈梅内伊保持着密切关系，两人的交情可追溯至两伊战争时期的早期协作。
他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纽带尤为关键。这些纽带可以追溯到两伊战争时期，穆杰塔巴曾在“哈比卜·伊本·马扎希尔营”（Habib Ibn Mazahir Battalion）服役。这是一个与革命网络紧密相连的志愿者组织，后来演变为伊朗安全部队的中坚力量。他当年的许多战友后来均在革命卫队和情报部门担任要职。正是这些战火中凝结的关系，奠定了穆杰塔巴在该政权最强有力机构中的地位。
走向“风暴中心”
尽管影响力巨大，穆杰塔巴在公众视野中却近乎“隐形”。 他近期极少数流传甚广的照片之一，拍摄于2024年9月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遇刺身亡之后。当时，小哈梅内伊罕见地前往真主党驻德黑兰办事处表示吊唁。考虑到他一贯深居简出，这次公开露面显得极不寻常，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一旦到了伊朗政治体系的关键转折点，穆杰塔巴的影响力就会浮出水面。观察家们常以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的崛起作为典型案例。多年来，莱希在伊朗司法系统中并无显赫声望，但随后他逐渐走向权力中心，并在其他竞选人被剥夺参选资格后，最终在大选中获胜并出任总统。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莱希的崛起是为左右伊斯兰共和国接班人布局而精心策划的宏大战略。然而，莱希在2024年5月的直升机失事中猝然离世，打乱了原有的政治部署，也让接班人问题再度成为焦点。随着原本的首选接班人不在人世，舆论重心重新回到了始终在幕后运作的穆杰塔巴身上。
此外，有关伊朗统治精英关联经济网络的指控，也影响着这位小哈梅内伊的政治形象。西方媒体的调查报告曾将穆杰塔巴的名字与某些涉嫌在国际间转移资产、规避制裁的金融网络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报道中提及了一位关键人物——伊朗银行家阿里·安萨里（Ali Ansari），其庞大的商业帝国涵盖了未来银行（Ayandeh Bank）以及大规模的海外房地产投资。
由于巨额亏损和备受质疑的贷款违规操作，未来银行最终宣告倒闭，迫使伊朗中央银行介入。穆杰塔巴和安萨里均未证实上述传闻中的关联，相关指控目前仍存争议。尽管如此，此类报道进一步强化了外界的某种认知，即：庞大的金融网络正支撑着伊朗的政治体制。
与“王朝世袭”所带来的象征性挑战相比，穆杰塔巴的宗教资历或许显得并没那么重要。 伊朗宪法并未规定最高领袖必须是顶尖等级的神职人员。自1989年修宪以来，唯一的硬性要求是领袖必须具备独立进行教法决策的能力。
小哈梅内伊在库姆神学院研习数十年，并教授高级“bahth al-kharij”课程——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法学（Fiqh）教育的最高级别。关于这一学术背景是否足以让他赢得神职界的广泛认可，目前仍有争论。但从法律层面来看，现行制度早已为这种权力更迭留出了空间。
Now, as Iran face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he finds himself at the center of power.
数十年来，穆杰塔巴一直在公众视线之外默默积累影响力。他始终专注于构建关系网与政治同盟，而非谋求大众声望，在暗处低调运作。如今，随着伊朗迎来命运的重大转折点，这位长期身处幕后的人物，终于发现自己已站到了权力的风暴中心。
本文作者
Ali Hashem：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伊斯兰与西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译者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项目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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