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当“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香港与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战略支点——正以各自的方式探索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路径。一边是香港如何超越地域局限，成为国家“出海”的枢纽与科创协同的关键节点；另一边是上海如何避免“脱实向虚”，以实体经济为本筑牢“五个中心”的根基。
本文梳理和节选了郑永年教授近期在两场重要论坛上的核心论述。他为香港开出了深度融入国家大局的“五维药方”，从共建大科创体系到打造“出海”枢纽；同时为上海把脉，强调其“五个中心”建设必须由实体经济“领航”，构建基础科研、应用转化与金融支持的“三驾马车”良性循环。两者路径虽异，内核相通：即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根基，在开放协作中强化内生动力。
香港可从五方面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025年12月18日，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润维创坊成功举办“香港如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主题论坛，论坛旨在助力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汇聚金融、创科、航运、贸易、教育等领域的行业翘楚，围绕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议题展开深入研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受邀出席论并发表主旨演讲。
郑永年发表主旨演讲（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表示，香港可从五方面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是与内地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构建大科创体系，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虽大学数量不多，但有多所高校位列全球百强，其中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他指出，香港可以加强与内地高校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以及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整合创新资源，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进一步形成可与美国加州系统媲美的创新体系。
二是深化产业协同，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通过与内地企业携手合作，大力发展制造业，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夯实香港产业发展根基。三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强化与深圳的协同联动。构建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跨境城市群，拓展香港发展空间。四是融入大湾区建设，培育大湾区共同市场。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湾区共同市场。五是打造“出海”枢纽，助力构建“中国人经济”生态。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紧密协作，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成为内地企业的“出海”第一站，助力构建联动全球的“中国人经济”网络。
与会嘉宾合影（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广东考察时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锚定“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与世界级城市群”目标，需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这一重要论述，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须以实体经济“领航”
在12月7日举办的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专题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发表主旨演讲。他从“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调整出发，提出上海肩负国家发展战略使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通过构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与金融服务协同发力的“三驾马车”体系，推动“五个中心”高质量协同发展。
郑永年指出，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四重结构性变化：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持续弱化；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功能严重受限；全球治理呈现碎片化和“再封建化”趋势；与此同时，美国推行高关税政策与“新现实主义”外交，明确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在郑永年看来，这一变局使得科创能力的突破与产业体系的韧性重构，成为决定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根本。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这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在这一国家战略进程中肩负的使命与发挥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关键，在于构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深度协同的大科创体系。”郑永年强调，回溯历史，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逻辑正在于长期聚焦科创领域的持续投入，以技术突破推动重大产业升级，最终形成“技术进步-产业提质-就业扩容-税收增长-再投入创新”的闭环式良性循环。“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达约1.3万美元，正处于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跨越的关键窗口期。在这一决定性阶段，唯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科创驱动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支撑，方能稳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而上海正凭借长三角区域协同优势，成为构建这一良性闭环的核心承载地。郑永年分析表示，上海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全链条生态的精准布局与区域资源的高效联动：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顶尖高校与科研院所，且已启动“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通过载体搭建为基础科研筑牢保障；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安徽均为制造业强省，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为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广阔转化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国家金融中心，上海汇聚了多元资本力量，能够为硬科技项目提供覆盖研发、中试、量产全周期的长期耐心资本支持。
“必须强调的是，建设国家金融中心必须坚守实体经济之本。”郑永年以英美“去工业化”的深刻教训为鉴，着重阐述了“脱实向虚”的潜在风险。他直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四中全会已明确“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释放出了中国不会过早或过度推动实体经济金融化的清晰信号——意味着金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环的“泡沫池”。故而，上海应聚焦发展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以长期价值为导向，能够精准匹配硬科技项目高风险、长周期、重投入的特性，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应用落地的全流程提供资本支持，最终实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共生共荣。
放眼全球科创格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战场”高度集中于中美两国。“美国依托硅谷与波士顿-纽约创新带，中国则形成三大战略支点：北京强在基础科研，粤港澳大湾区重在市场应用，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兼具科研、制造与金融优势，最具系统集成潜力。”郑永年建议，上海下一步应优先完善风投生态，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理顺“五个中心”之间的内在逻辑，让科创、产业与金融形成高效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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