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瞻：当美国开始“休养生息”，特朗普新国安战略背后的长期布局

2025年12月4日晚，美国白宫终于公布了拖延多时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事实上，报告内容并无新意，全是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反复宣扬的主张的系统化整合。换言之，这份战略在去年大选时就已酝酿，此后执行近一年，并非突然出现的新观点。报告发布后，美国两党智库立即各执一词地解读评价：民主党一方称其“背弃美国国家利益、宣告全球退却”，共和党一方则宣称报告体现了特朗普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

这种评论上的南辕北辙并不出人意料——当今美国政治的高度两极化使任何议题都呈现泾渭分明的党派观点。围绕NSS的争议更多反映党派偏见，而未真正触及报告本身的战略意涵。我们亟需跳出党争迷雾，理性研判这份报告对中国的重大影响，而非被美国内部喧嚣的表面冲突所迷惑。

一、报告并不一定反映特朗普政府真正对华意图

新版NSS中有关中国的措辞表面上出现了一些“降调”。与2017年特朗普首次NSS直接将中国定义为“对手”或“挑战”不同，这次报告刻意弱化了类似字眼，不再赤裸裸地将中国称作美国的“威胁”。四大优先事项中，中国及印太问题被放在相对靠后的位置。在列举美国最关注的议题时，报告首先强调国土安全和边境管控（如打击非法移民、毒品团伙等），其次是西半球主导地位（恢复“门罗主义”），第三是经济安全（再工业化和供应链安全），最后才提到中国与印太地区。这种排序显示，在特朗普政府眼中，处理好国内和“后院”的事务被视为优先于直接对抗中国的任务。

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通篇避免使用过于刺激性的标签来描述中国。NSS宣称美中应追求“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将中美关系更多框定为一种利益竞争而非价值对抗。报告既没有像以往那样高调渲染“中国威胁”，也鲜少提及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均提到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可见，新版NSS在对华语言上较之前柔和了不少。

然而，我们不能被这种表面“降调”所麻痹。多家媒体透露，NSS原定更早公布，但因财长贝森特的要求推迟数周，以修改其中对华内容。Politico的报道印证了这一点：贝森特要求在对华措辞上“软化”一些表述，因为当时华盛顿和北京正就贸易问题进行敏感谈判。由此可推断，NSS的初版对华立场比最终稿更为强硬，只是我们无缘得见。换言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并非如公开文本显示得那般“淡化”，只是出于策略暂时按下了某些更激烈措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内部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颇为纠结，这是多方诉求博弈的结果。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新战略对华强硬程度低于2017年版本。2017年版NSS由时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主导撰写，旗帜鲜明地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对手”，充满了对华宣战式的措辞。当时特朗普本人据传甚至未细看全文就草草发布了报告，结果因理念不合，麦克马斯特不久后即被撤换。而2025新版NSS更能体现特朗普本人的意志，在文字上有所收敛。然而，措辞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不把中国当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不再动辄对中国高调示强，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式谋求更有利的位置而已。

二、名义软硬之辩难改对华基本定位

有趣的是，特朗普新版NSS发布后，中国舆论场和战略界也存在分歧：例如，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被不同解读，一些人认为相比以往有所软化，也有人认为依旧强硬。实际上，美国怎么表述中国，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定位和整体战略目标。历史经验表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与第二强国之间往往存在难以避免的深刻分歧与矛盾。最强大的国家不可能对迅速崛起的次强大国“网开一面”，两者客观上必然形成竞争甚至冲突态势。这种结构性的对抗，并不会因为一份文件中用词的强硬或温和而有质的改变。

报告强调把重点放在内部建设，这在另一层面恰恰可以解读为：旨在从国内入手增强国力，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外部挑战。这一点美国战略界心知肚明：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分析就指出，新版NSS试图在美洲安全与印太威慑之间划出联系，强调确保西半球安全稳定实际上是为了更专注于在印太地区遏制北京。因此，中国所面临的美国压力不大可能因为几句缓和的话就减少。特朗普政府表面上宣称“聚焦国内”，但其最终服务的对象依然是对华战略竞争——这一点依然没有动摇。

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强硬”还是“软弱”并无太大意义。美国对华战略的底色是不变的，那就是维持自身优势地位、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仅仅讨论中国一词在文件出现多少次，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美国新版NSS实际上处处针对中国，只是不那么直白而已。我们应透过这种迷惑性的表象，认清其战略意图。

三、对华战略的新共识：追求低成本的持久竞赛

新版NSS显示特朗普政府正致力于建立对华政策的新共识：即奉行一种相对低成本、可持续的对华长期战略，而非以往那种代价高昂的全面对抗。报告的措辞隐隐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许多美国战略人士开始承认美国霸权正在走下坡路，至少阶段性实力相对削弱是事实。既然如此，美国必须调整旧有战略，设计一套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对华竞争方式。

特朗普肯定也清楚19世纪的美国并不是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但他也只能怀念这个镀金时代。与其说是一种雄心壮志，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大部分美国人骨子里不愿放弃全球霸主地位，但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收敛曾经咄咄逼人的姿态。过往几年拜登政府对华实施了全方位遏制，取得了一定成果，却令美国付出了高昂经济代价，也引发国内民众不满。特朗普主张构建真正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既不能像过去短期那样冒进打压，以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也不能因为外部竞争而严重影响美国民生。再高明的战略若得不到民众支持，也是无法长久的。拜登时期对华强硬政策虽然强烈，却因为投入巨大而不可持续。相比之下，特朗普要的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遏华方案——在不明显损害美国百姓生活品质的前提下，继续展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这一理念的高明之处在于战略的连续性。特朗普和其支持者希望通过迎合国内选民，使其外交战略获得跨党派的持久支持，避免像过去那样民主、共和两党轮流上台相互推翻彼此对外政策成果。如果这种战略能够不间断执行多个任期，其累积的优势将逐步显现，最终可能在综合国力上取得对中国的显著领先。新版战略试图在“美国优先”的民粹表象下，依然追求维持美国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主导权。未来美国朝野对这种调整的接受度将会提高。许多人对特朗普的做法曾不以为然，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观点可能逐步成为共识。即便是民主党最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略带孤立主义色彩的路线，只是程度深浅有所不同而已。美国外交思想的摆锤正在从理想主义回摆向现实主义，无论谁执政都要考虑民众不满战争消耗、不满经济停滞的呼声。

换句话说，美国战略界正在酝酿一个新范式，即如何用更低的成本长期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这是过去八年来中美两国战略博弈达成的新均衡。新版NSS正是这种思路的集中体现：它突出国内复兴和西半球巩固，降低对外干涉调门，看似有所退却，实则另谋他途。中国必须警惕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对手不再耀武扬威地高喊反华口号，但是对中国的压力可能会以一种更隐蔽、更持久、更难应对的形式出现。

四、经济与科技成决胜战场：“科技马基雅维利主义”

新版NSS的另一大特点，是减少对华意识形态攻坚的同时，把矛头对准更具“杀伤力”的领域——经济和科技。报告明确指出：“经济是决胜点”（Economics as the ultimate stakes）。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官员信仰和支持“科技加速主义”战略：在一些传统或成本高昂的领域（如新能源、气候议程等）选择避让，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未来核心科技方面大力投入，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前沿科技的突破，将直接转化为美国军事技术和经济效率的提升，拉大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而这正是对中国最具威胁的前景。

美国不少媒体认为特朗普的保守政策会令美国科技衰落，例如其退出新能源领域、收紧移民政策可能损害创新能力。然而这种看法并没有充分依据，很可能低估甚至麻痹了我们对美国科技潜力的认识。事实上，新版NSS处处强调美国要巩固科技领先地位。报告明确要求重振国防工业和制造业基础，确保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等尖端技术上保持主导。白宫把尖端科技视为21世纪美国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特朗普将此作为绝对优先事项，甚至不惜牺牲一些不相关领域来集中资源。在这些领域，美国的国家投入只增不减，并力图以本国标准主导全球新技术规范。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是一种“科技马基雅维利主义”：摒弃意识形态包袱，单凭技术和经济实力夺取地缘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科技，比拉帮结派的传统联盟政策见效更快。过去美国热衷于拉盟友搞“价值观同盟”，试图从政治上围堵中国；特朗普则更倾向于通过比拼工业实力和技术革新来胜出。这种策略或许更务实高效。

内政乃国家之本，外交仅为其末。韩非子曾提出，“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商鞅也曾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定强盛不能靠外力，必须依靠内部治理。韩非子批判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推动的联盟之策本质上是“利外而害内” ，帮助了其他国家但长期会削弱本国法治与自治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治理出色，外部自然应者云集。特朗普就是把“经济牌”打到了极致，奉行彻底的现实主义，通过强化自身而不是依赖盟友来间接削弱对手。

当然，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放弃盟友，而是要求盟友在经济和防务上“自力更生”，不要再拖累美国。报告直言，欧洲应该“站稳自己的脚跟，承担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中东不应再消耗美国战略资源；印太盟国则须分担更多安全义务。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美国腾出手来，全力投入国内经济和科技建设。特朗普要抛弃那些投入高、见效慢的手段，改用更具性价比的方式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对于中国而言，这种“不见硝烟”的经济科技战线更具长期危险性。当美国集中资源实现关键技术飞跃并重塑产业链优势时，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

五、美国遏华战略哲学转变：从“自由主义”到“现实主义”

特朗普新版NSS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对华战略哲学的根本转变：现实主义重新登上舞台，取代了冷战后长期占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理念。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对外战略上奉行“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多次试图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为这样就能改造别国，使之服从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绝大多数国家并未按照美国的设计改变自身模式，美国为输出价值观付出了巨大代价，却收效甚微。更糟的是，“多元主义”的双刃剑还割伤了美国自己：一方面，它塑造了美国的软实力，使一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依附；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推行价值观的过程中也承担了沉重成本，国内反而因为意识形态之争被撕裂，国家能力受到削弱。这些挫折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在地缘竞争中得不偿失。

特朗普实际上摒弃了自由主义的外交幻想，转而奉行赤裸裸的现实政治。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要让美国的外交回归“常识”。这个“常识”，其实就是国际政治中历久弥新的丛林法则：实力至上，金钱挂帅，利益交换。新版NSS彻底抛开了道义包装，充满了对盟友的指责和对“建制派精英”的嘲讽，而对俄罗斯的措辞却含糊其辞。在欧洲问题上，报告甚至把炮火对准美国的传统盟友，猛烈抨击欧洲精英“限制自由、破坏民主”，称欧洲大陆正面临“文明的消亡”威胁。这一反常现象表明，特朗普眼中的世界已不再是价值观阵营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文明存亡和利益争夺。他认为美国无需再为意识形态盟友扛旗吃亏，而应该像精明的生意人那样，把每一笔买卖都算清楚。“民主”“人权”等字眼在整份NSS中极为稀少，美国政府甚至宣称愿与理念不同的国家合作，只要“不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即可。可以说，现实主义哲学正成为特朗普对华乃至对外战略的指导原则。

这种转向对中国而言有两面性影响：一方面，我们将直面一个公开“不讲道理”的美国。特朗普的美国可以毫不掩饰地撕毁规则、撕下伪装，只要有利可图就敢于翻脸不认人。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在贸易、外交、安全等领域可能更加单边蛮横，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但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极端现实主义又往往表现为“欺软怕硬”。现实主义者通常比自由主义者更谨慎，他们只在有把握获胜时才动手，不会轻易招惹势均力敌的对手。特朗普本人就多次表露出不愿与中俄正面冲突的意向，对真正强大的对手反而格外小心翼翼。相反，美国很可能变本加厉地欺压那些力量较弱的国家，哪怕是盟友也不放过。例如，特朗普上台以来已经多次拿比美国弱小得多的国家“开刀”，例如委内瑞拉、丹麦、加拿大、墨西哥、乌克兰、巴西、印度，不胜枚举。在这种丛林逻辑下，国际关系可能出现更多霸凌行径，一些地区的中小国家甚至要面对来自美国的公开讹诈和粗暴干涉。

值得玩味的是，现实主义外交尽管乍看野蛮，却未必全是坏处。对他国来说，现实主义的美国反而可能更容易理解和应对。因为当美国抛弃“自由民主”那层面具后，它的诉求变得非常直白。这意味着不同制度国家之间或许更容易达成谅解和妥协，因为只要利益谈得拢，意识形态差异完全可以搁置。因此，从长远看，美国转向现实主义可能会让国际关系少一些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固然要警惕美国更强硬的利益诉求，但也可在某些领域出现新的求同存异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如何管控中美矛盾、争取各自合理利益，将考验我们的外交智慧。

六、用“文明”整合同盟：构筑对华新围堵态势

新版NSS的突出亮点之一，是特朗普试图以“文明”叙事来整合西方阵营，对华形成更大的合围压力。报告首次将“文明威胁”置于“意识形态威胁”之上，强调美国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文明层面。这种表述是冷战后前所未有的。过去美国习惯渲染自身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以此塑造“我们vs.敌人”的二元对立。但特朗普的NSS则将矛头转向了西方内部：它声称欧洲大陆正陷入“文明自我抹杀”的危机，批评欧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政策威胁着整个西方文明的未来。

报告用相当耸动的语言描绘欧洲现状：比如警告“如果目前趋势延续，欧洲20年后将面目全非”，称欧洲在全球GDP占比下降、少数族裔人口激增，“某些北约成员国数十年内将成为非欧洲人为主体”。这被报告定义为欧洲面临的“文明湮灭”（civilizational erasure）危机。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认为西方文明正遭受内部侵蚀——大量移民涌入、多元文化泛滥、所谓政治正确压制传统价值等，都被视作比意识形态敌人更严重的威胁。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年早些时候曾经指责，欧洲一些国家打压右翼民粹政党、限制言论，这些“精英主导的反民主举措”正在破坏西方的核心自由。报告宣称：“爱国的欧洲政党影响力日益增长，这确实是令人乐观的迹象”。言下之意，美国将暗中帮助欧洲那些反对主流建制的右翼民粹力量，以期让欧洲回归传统民族国家轨道，“重新伟大”，从而守护西方文明。

这样的措辞在以往美国官方文件中不可想象。表面上看，这种把火力对准欧洲内部的问题，似乎转移了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可能减轻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压力，因为他似乎把主要敌人指向了欧洲的自由派精英而非中国。然而，实际上，特朗普打“文明牌”的最终意图，仍然是为了长期应对来自“他者文明”的挑战，比如中国。通过将西方内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基于共同文明认同（主要是白人基督教文明）的更紧密联盟，美国希望把欧洲重新拉回自己身边，共同应对来自“他者文明”的挑战。

简单来说，特朗普正在试图打造“新冷战”的文明版。冷战时期是自由民主阵营对抗共产阵营，如今他则想塑造一个“西方文明阵营”对抗所谓威胁西方文明的力量。虽然报告中没有直白点名中国为文明威胁，但种种暗示已经很明显，它就是把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大国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可以想见，如果特朗普成功推动欧洲政治右转，建立起一个更“同质化”的西方联盟，同时在地缘上完全巩固对西半球和拉美的控制，那么接下来这个联盟的假想敌很可能是那个最大的“异质文明”——中国。

因此，对中国而言，不应因美国NSS对华措辞表面收敛就掉以轻心。目前西方陷入族群斗争，暂时缓解了中国的战略压力。尽管中美结构性矛盾从来没有消除或减少，但是美国内部的各种分歧使得中美结构性矛盾暂时没有凸显。但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内部凝聚力更强、意识形态杂音更少的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更有力和统一的遏制行动。这种基于文明认同的联盟或许比过去松散的价值联盟更有进攻性和破坏力。

七、“师华制华”：美国两党以“中国模式”反制中国

近年来，美国政界开始流行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路——“师华长技以制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人鼓吹美国应借鉴中国的发展策略与治理经验，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反击中国挑战。拜登时期的白宫中国事务顾问杜如松（Rush Doshi）就撰写了一本著作《长期博弈》（The Long Game），详细研究了中国的大战略，并暗示美国也需制定类似的长远战略与之抗衡。特朗普显然也在身体力行这一点：上台后他不断突破惯例、扩张总统权限，很大程度上是想打造一个更高效集权的体制，好动员全国资源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在中央—地方关系上，特朗普政府加强联邦权威，强化中央集权。在政府纵向分权上，特朗普大举扩张行政权力，削弱国会和司法对外交决策的掣肘。他还通过行政令（著名的“Schedule F”计划）改组官僚队伍，以便政令畅通。在国际战略层面，特朗普推行的战略收缩不妨看作是美国版的“韬光养晦”或“休养生息”。这种收缩并非消极避战，而是主动蓄力：美国需要休整内功，解决自身经济、社会问题，以图东山再起。

可以说，特朗普的理想几乎等同于美国版的“富国强兵”，这就是中国精英的战略思维。他强调“经济是决胜关键”，这实际上承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是让国家强大的正确路径；而过度追求全球霸权、四面出击只会消耗国力，加速霸权衰落。特朗普团队鼓吹的“科技加速主义”中，也有不少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一些美国战略家公开表示羡慕中国集中力量搞重大科技项目的举国体制，希望美国也能部分效法。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正在采取中国曾经奏效的战略来对付中国本身的崛起。这将使中国过去对付美国的某些策略失灵，并迫使我们调整应对思路。

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增加了挑战的复杂性。如果美国真能纠正自身弊端，那它的竞争力将显著提升。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信心，坚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也要有危机意识，做好必要的战略战术调整。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更要稳住阵脚，加快自身改革创新，争取不被其反制策略所困。

八、结语：不能低估特朗普战略的长远威胁

尽管新版NSS在文字上没有将中国列为美国首要关注对象，甚至在许多章节只字未提中国，但通篇实际上都在为如何应对中国而“布局”。与其说这是一份对华“檄文”，不如说是特朗普为美国赢得对华长期竞争优势制定的一份长远规划。它弱化了短期对抗的色彩，却谋划着更为深厚的基础，以期在未来的较量中胜出。或许未来三年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不会表现得过于激烈强硬，甚至等他卸任后回头看，你会觉得他当政时期对中国“并不算太坏”。然而，正是他现在的战略收缩和蓄力，为其继任者留下了击败中国的更坚实平台。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20世纪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采取缓和苏联、从越南撤军的战略收缩，为的是疗养美国因越战造成的国力耗损。他的“休养生息”直接铺垫了80年代里根总统的战略反攻和最后的冷战胜利。如果没有尼克松的收缩调整，就不会有后来美国在冷战中的翻盘。同样道理，特朗普如今的战略收缩与尼克松颇为相似。尽管特朗普本人和支持者总爱把自己比作里根，但实际上他在战略上的作为更接近尼克松。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高层中也有人物在发生“尼克松式”的转变：例如现任国务卿马可·鲁比奥。这位昔日以极端鹰派著称的政客，如今以温和外交辞令示人，对中国、俄罗斯都显得态度温和。他提出的某些“多极化”观点，虽然与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多极化并不相同，却和当年尼克松提出的“世界五大中心”论异曲同工。历史似乎正在重演。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类比历史。正如尼克松的收缩为里根的扩张奠基一样，特朗普的蓄力也可能为美国日后更强劲的对华挑战做好准备。特朗普迎合了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在全球范围（除西半球外）主动收缩，即使表面看起来有损美国传统的国家利益，他也在所不惜。当民众诉求与精英定义的国家利益相冲突时，特朗普选择前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得到民意支持的战略才具有可持续性，才能避免因政府更迭而使对华竞争出现反复。特朗普并不代表美国的最终价值取向，他只是阶段性迎合了民意的选择。可以预见，等特朗普时代过去，美国终究还会尝试回归其传统的全球领导角色和价值观使命，只是他们认为必须先走过特朗普这段“非常之路”，绕不开这道坎。

总之，特朗普新版国安战略报告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一个讲求长期主义和可持续竞争的新阶段。其对中国的挑战不在于一时一事的锋芒，而在于潜移默化中为我们设置了更高更长远的障碍。对于这样的对手，我们既要有清醒的认知，也要有坚定的自信。只要我们立足自身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能在这场持久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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