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30日，韩国釜山，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这是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6年的再度见面，也是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内与习近平主席首次会晤。
中美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3次通话、多次互致信函，保持密切联系，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作出战略指引。风风雨雨几十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重要的是把舵定向，找到正确相处之道。此次釜山会晤，习近平主席坚定指出：“面对风浪和挑战，我和特朗普总统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
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深度解析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带来的重要信号，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未来。对话将分为上下两篇，本期为上篇，供读者参考。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对话时间：2025.10.31
大湾区评论：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这场时隔六年的面对面交流带来了怎样的信号？如何评估本次会晤的战略意义？
郑永年：
第一，中美两国元首见面本身，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第二，中美两国现在达成的哪怕是阶段性的协议，也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过去这些年，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美方挥舞所谓“对等关税”的大棒，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对等关税”的国家，我们做对了。在这次首脑见面之前，我们又出台了稀土新规，我们也做对了。
为什么说“做对了”？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特朗普这次用了“G2”这个概念。我们先不要去深究G2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一概念实际上承认了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在经贸层面，特朗普之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对欧洲、加拿大和日本，都很嚣张，显出不可一世的态度。只有遇到中国（才有所收敛）。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反制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
第二个层面，中国的反制，打破了美国单方面的幻想。特朗普在很长时间以来，一方面想在高科技上对中国“卡脖子”，另一方面又想跟中国达成经贸层面的协议，他幻想这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但我们现在用实力告诉他，尽管你（美国）的芯片是好，但没有我（中国）的稀土，也可以让芯片的生产困难重重。
第三个层面，中美之间找到了“对等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朗普的芯片规则就是一种“长臂管辖”。现在我们也可以用稀土作为一种“长臂管辖”的对等工具。这让我们在谈判桌上多了一张新的牌。所以这次谈判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这三个层面，除了对中国有重要战略意义，对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要。无论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还是APEC，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都表明我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会继续开放下去，继续推动全球化，而这对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大湾区评论：
这次会晤是否代表中美关系到了“触底反弹”的转折点？
郑永年：
我觉得先不要下这个判断。因为中美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美苏的关系那么简单——就是核武器威慑，没有更多其他层面的相互嵌入。中美两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两个主角。对美国来说，全球化是从里根革命开始的；对中国来说，全球化是从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开始的。80年代以后的这一波全球化，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局面。中美两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角，所以它们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安全，甚至从地球到海洋再到太空，都有非常多紧密的关联。我们中国的老话讲“不打不相识”。我们跟特朗普打交道多次了，在“打打闹闹”的过程中熟识，甚至变成了“老朋友”——互相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性。客观地说，经过今年的几轮谈判，美方变得理性多了；同时中国自己，在自信的基础之上也变得理性多了。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次谈判的深刻意义。以前我们说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但是这次谈判我们不仅实现了“斗而不破”，还实现了“在斗争中往前推进”，并且是往好的方向推进。这不仅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推进，也是对整个世界秩序重塑的推进。
大湾区评论：
这次会晤为何要选“此时”进行？我们看到，前一个阶段双方都面临着复杂的国内议程。比如中美在经贸层面的稀土、关税等问题；包括在台湾、南海的地缘政治层面，也有一些摩擦。您认为有哪些关键因素，促使双方领导人认为“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谈”？
郑永年：
尽管在老百姓看来，菲律宾和台湾这些问题很紧张，但这些既是可控的，也都不是促进这次谈判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是因为APEC会议，特朗普访问亚洲，给了这次会晤合适的契机。应当承认，两边的领袖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对两个国家而言，也是对整个世界而言。
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总书记所强调的“大国责任”。就像我以前说过的，美国有“芯片规则”，那么中国现在有“稀土新规”。但如果两边都真正用了这些工具，世界马上就会被强制性地“脱钩”。其实两边都在牌桌上准备好了，就要把牌打下去了。但是，如果打下去，不仅对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冲击都非常大。美国的芯片牌已经把世界搞得够乱了。中国的稀土牌就是要促成美国理性一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早就有了这个意识，也一直在强调要履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责任。之所以我们把“稀土新规”这张牌亮出来，但放在旁边不打，是因为中国牢记自身的“大国责任”——因为一旦打下去了，对世界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正如总书记所指出：“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
对于美国来说，也应当承认，特朗普也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的，不是像美国媒体所说的那么糟糕——他还是想要解决一些问题、控制好局势的。尽管他话说的很多，但在很多问题上、大势上也没有犯糊涂。很多美国人说特朗普总是妥协，但我觉得这不该被定义成“妥协”。一个决策，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怎么能叫“妥协”呢？两国交往过程中，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妥协”存在。如果谁都不妥协，那结果就只能是双方的僵局。
大湾区评论：
刚才您也提到，中美关系我们之前说是“斗而不破”，现在是在斗争中往前推进。这次会晤总书记也指出，“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您认为接下来的中美谈判应该怎么样去进行？
郑永年：
我对中美关系一点也不悲观。中美之间本来就有很多的“压舱石”作为基础。前几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大家都认为“压舱石”不在了，动摇了，好像只剩下地缘政治了，没有经贸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从双方领导人对形势的评估上看，中美的“压舱石”还是存在的。
特朗普与拜登不同。拜登对付中国用了三条战线：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即“民主对抗专制”的话语体系；对外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盟友体系来围堵中国；当然还有在经贸层面的脱钩。但是现在，特朗普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对拉帮结派打仗也不那么感兴趣，他的“斗争”只聚焦在经贸领域。
我认为特朗普的方式是对的。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经济是基础。经贸上大家做生意，是可以交易的。有些东西一旦上升到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就没办法交易了。比如主权，能交易吗？但是大豆、稀土这些东西，在经贸层面是可以交易的。
从特朗普第一任开始到拜登这几年，美国从未停止过想和中国脱钩，但没脱成；也从未停止过想在经贸上把中国打垮，结果中国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更强大了。美国也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中美在经济上不可能变回两个互不交往的孤岛。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双方就要理性化，毕竟“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的。
这次谈判的推进，尽管可能是阶段性的，以后还有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更尖锐的问题。但中美两大经济体互相关联、继续深化的这个大局是稳定的，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无论是前总统拜登，还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前国务卿蓬佩奥，都太过于意识形态化，太聚焦于地缘政治，反而把中美关系可以交往的重要部分忽视了。中美两个经济体实际上非常互补。中国是人口大国，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和能源；美国是农产品、能源大国，正是中国所需要的。而中国制造的产品其实也是美国需要的，因为美国的去工业化之后，从中低端到中端的产品已经不生产了。尽管美国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都在搞“再工业化”，但也不可能把所有产业都拿回去，最多是把在中国的生产转移到在其他国家生产而已，那对美国本土的影响依然很大，也并不是真正的“再工业化”。从各种意义上对美国来说，在中国生产更便宜，质量也更高。如果仅仅是因为地缘政治对立而拒绝中国制造，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以在这种来来往往的过程中，甚至是“为了斗争而斗争”的过程中，斗争也好，交往也好，双方都更明确了自己的底细，长处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以及更明确了自身的需求，于是在逐步变得更加理性。中美之间，本来就可以避免零和游戏的，而实现双赢游戏。
大湾区评论：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部分。从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到新华社连发三篇署名文章，近期中方不断清晰传达“和平统一”的底线与决心。同时，大概两周之前，美国兰德智库也发了一个关于稳定中美竞争的报告，主动释放了对台湾问题的积极信号。在台湾问题上，您认为这次会晤对两岸的统一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吗？我们是否有机会通过重塑中美关系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郑永年：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次会晤跟台湾的统一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它对台湾问题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台湾问题，尽管我们说它是主权问题，但台湾跟祖国大陆的力量是完全不对称的，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有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关系稳定了，台海局势就能稳定下来。但是我们现在的目标不会满足于稳定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朝着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
对台湾问题，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这次会晤可能会使得美方对台湾问题有一些更客观的认识。因为美方以前看台湾问题，就是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三方面来看的。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到前总统拜登，美国一直强调台湾所谓的“民主”价值。但我想，特朗普对“民主”看得不是很重。我倒觉得他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重。他甚至对美国自己的“民主”都没吹捧得多厉害，可能都不太感兴趣。因此，用台湾所谓的“民主形象”试图联合美国来抵抗统一，对特朗普而言是难以起作用的。
再看地缘政治。在中美交往优先于“美台勾连”，在中美之间逐渐产生一些政治互信后，台湾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地缘政治利益到底重不重要？很多时候是认知概念里面的东西。以前我们说美国是域外国家，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比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肯定也会推进美洲的海外利益保护，也会重视拉美地区。中国跟墨西哥、古巴都在推进贸易往来。那么，美国的力量肯定也会分布在西太平洋。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政治信任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可以把“主权”和“地缘政治”两个概念分离开来。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是地缘政治利益的问题。这里要明确的是，我们追求统一台湾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中国本身的外交话语也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甚至可以欢迎美国的力量在西太平洋存在，但是中美之间要有良性互动，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互相挖墙脚。同样，中国维护自身在拉美的利益，在美国的“周边”推动外交，也是要去增进中美双方和地区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地缘政治之争。
所以从“民主”和地缘政治这两个方面来看，特朗普能接受我们观点的可能性，要远远比美国其他的政治势力大。另外，我以前也强调过，特朗普的新“现实主义”，跟传统美国政客的理念不一样。像拜登这一代美国政客，确实是经历过冷战的。但你看鲁比奥所代表的80后，和拜登他们是有代际差异的。80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那一代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欧洲的政客也一样，实际上是目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在世界上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建设力量，不像一些西方国家所宣称的那样，是破坏性的力量。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像以前西方那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视角出发来看中国，是另外一种不会消失的现象，至少对一部分西方政治力量来说。但如果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发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变化的。
*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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