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贸易战”时代：在基于规则体系的废墟上重塑规则｜IIA编译

*本文原载于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

After the Trade War: Remaking Rules From the Ruins of the Rules-Based System，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我们所熟知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然消亡。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质上已停止运作——它既无法促成谈判，也难以监督或执行成员国承诺。当华盛顿对数十个国家威胁或施加10%至50%以上的关税时，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正被逐一抛弃，诸如要求成员国无差别对待贸易伙伴的“最惠国待遇”（MFN）原则（自由贸易协定缔约方除外）。无论是美国的“美国优先”贸易战略，还是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赤裸裸地“践踏”了规则导向的贸易体系，并明确倾向于以权力主导的体系取而代之。即便旧秩序的碎片得以残存，创伤已然铸成：历史进程再无逆转可能。

许多人将为旧贸易时代的终结而欢呼。诚然，尽管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政策和对既有协议的漠视为旧时代敲响了丧钟，但在过去几年里，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其实都拥抱了这种全球贸易逆转的趋势。不过，当批评者们为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消亡而庆贺之前，应当清醒认识到体系解体带来的代价与权衡——更需要审慎思考哪些核心要素应当以新形式重建，方能避免美国和全球经济滑向更危险的深渊。

倘若华盛顿继续沿袭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路线前行——尤其当北京持续推行补贴过剩产能等举措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当中美两大经济体皆奉行“自有规则”，唯以实力为约束时，风险将如瘟疫般蔓延：倘若世界前两大经济体都游离于规则体系之外，其他国家将随之效仿，从而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生产力受抑、整体增长放缓。

然而，若固守旧秩序并妄想使其复辟，不仅是痴人说梦，更是徒劳无功。怀旧不是战略，空望亦非良策。对现有贸易框架的超越并不意味着接受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译者注：“霍布斯式”指的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社会状态，即在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下，人类生活将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遵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旧规则体系之外，构建新的规则范式。

建立新体系需要从头开始。最优的方式是构建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联盟体系，共同形成开放的多边关系网络——规模小于多边贸易体系，运作更灵活。部分联盟的机制是贸易一体化与自由化，其他联盟则可能限制贸易从而保障供应链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一些国家可能同时加入多个目的各异的联盟。联盟成员的构成可能重叠，联盟形态灵活多变。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这种体系虽不及过去的全球贸易体系高效，却是最具政治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关键在于它能遏制单边主义失控蔓延。简言之，这种安排将使全球经济仍受到规则的引导，即使它并非建立在一个全球性的规则基础之上。

一、国际贸易体系已然消逝

作为多边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全球贸易体系由美国主导构建而成，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延续至本世纪初。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外，美国先后创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该协定确立了最惠国待遇等规则体系，并建立各国谈判市场开放承诺的机制——继而于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签署确立了世贸组织，并引入一系列新的贸易规范和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程序，标志着进一步强化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WTO成立之初拥有76个成员国；而如今，其成员已超过160个，涵盖全球98%的贸易额。

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本希望此前数十年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形成的规则导向型贸易体系能扩展至俄罗斯等前对手国及中国等新兴市场。这些规则将增强稳定性、促进开放与融合、推动经济争端和平解决，从而为美国带来经济与战略上的双重利益。然而，该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反对声浪便已涌现——1990年代初出现了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激烈争论。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首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更遭遇了轰动全球的大规模抗议。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辩论中，贸易政策往往被赋予了过高的赞誉或指责。批评者通常将全球化的影响与贸易政策的后果混为一谈。然而，全球化的推进更多是由技术因素驱动的——特别是集装箱运输的发明和宽带网络的普及，而非贸易协定本身。自20世纪60年代起，集装箱化大幅降低了海陆运输成本，航空货运效率也同步提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于202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从1970年至2014年间，按重量计的货物运输成本下降了33%至39%，按价值计的运输成本则下降48%至62%。这一切极大增强了构建全球商品供应链的吸引力。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服务贸易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态势。“无缝”连接意味着从客户服务、后台处理到编程和数据分析等所有工作，几乎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完成。

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这是美国国内最常被归因于贸易的主要“伤害”之一——实际上主要源自技术变革。根据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研究人员的估算，“2000年至2010年间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中，近88%可归因于生产率的提升，而制造业就业的长期变化大多与美国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有关。”研究发现，贸易只占据了13.4%的就业流失比例。

事实上，这一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趋势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出现在所有先进工业化国家中，而且早在华盛顿签署任何主要贸易协定之前便已开始。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和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的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到2010年，美国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每十年下降约2至5个百分点。即便是被广泛视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趋势。中国作为全球“生产车间”的崛起加速了这一变化，但并非其唯一或根本原因。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就业的结构性下降早已出现在“全球化高峰”时代之前。

二、“中国冲击”

然而，当今对贸易的警惕情绪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基于规则的体系在设计之初未能充分预见到中国带来的挑战。中国作为出口驱动型经济强国的崛起，引发了所谓“中国冲击”（China Shock）的现象——美国某些社区内工厂大批关停。

诚然，多边贸易体系的设计缺陷在中国崛起之际暴露无遗，并埋下衰退的种子。这些缺陷包括：对国家补贴及国有企业非市场行为的限制力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薄弱；以及“发展中国家地位”制度的模糊——使得某些国家得以长期享受更为宽松的待遇；此外，基于共识的单一国家否决权决策机制，也使得体系改革几乎无法实现。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国际社会有理由相信中国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改革与自由化。这种希望不仅基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言论，更源于他们为重组经济重要领域所采取的艰难努力。然而，这些希望似乎“破灭”了。

面对中国这一改革幅度低于预期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整合，WTO在知识产权、补贴及国有企业方面的规则显得力有不逮。问题不仅在于中国另立规则行事，更在于其规模效应带来的冲击。2024年中国制造业盈余接近1万亿美元——远超德国、日本等早期制造业巨头。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估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占全球工业产出的45%。

这种由国内倾斜政策、国家主导的补贴和市场保护所支撑的产能过剩，在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中负有不小的责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日益挑战这一旨在促进融合与相互依存的贸易体系，美国对该体系本身也日益持怀疑态度。2015年，奥巴马政府决定终止对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的支持，担心最终协议将以牺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利益为代价，为中国锁定优惠待遇。特朗普首任任期内对多边体系普遍漠视，更倾向回归WTO成立前的时代，即美方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采取单边主义手段施加影响。而拜登政府上任后，对WTO改革方面亦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

如今，WTO的三大职能几乎陷入停摆。作为贸易谈判平台，近年来WTO仅达成了少数边际性的多边协议，例如一项旨在加快通关速度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作为成员国贸易行为监督机构，当主要经济体无视政策申报义务时束手无策。而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其上诉机构因职权范围和运作机制的争议而举步维艰。针对这些分歧，历届美国政府均提出异议，首先反对对部分上诉机构成员的连任，最终则拒绝任命任何新成员，从而实质上阻断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作，使其难以履行解决贸易争端的职能。

三、“自由贸易”的成本

批评贸易体系缺陷几乎已成为参与全球经济未来讨论的“入场券”。这些缺陷的标准论述，正成为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起点。然而，这些缺陷应与所获益处相权衡，因为人们往往认为国际经济体系及其维系机构理所当然存在。

首先，全球贸易体系在帮助多达十亿人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世界银行明确指出：“贸易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强大引擎。”1990至2017年间，全球GDP几乎增长近三倍，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从16%攀升至30%，全球贫困率从36%骤降至9%。

目前贸易辩论中的另一常见谬误是：认为贸易仅惠及他国而非美国。最显著的受益者实为美国消费者——他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样化的商品。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研究发现，美国进口成本每降低10%，无论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均会提升。然而，最大受益者实为低收入家庭。研究显示，最贫困家庭的福利增益是最高收入家庭的4.5倍。经济学家迈克尔·沃（Michael Waugh）在报告中指出：“简单来说，价格每下降1美元，对穷人的价值远高于对富人的价值。”

贸易协定通过消除其他市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如特朗普本人所指出的，这些壁垒通常高于美国市场的壁垒），也使美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更容易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将生产迁往海外以服务外国市场的动因——这些市场几乎聚集了全球所有消费者——同时也支持了美国本土的就业岗位，而这些出口相关岗位的平均薪酬通常高于非出口相关岗位。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自WTO成立以来，经通胀调整后的商品出口额增长超过150%（同期进口额经通胀调整后增长逾250%）。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一项基于1992至2019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规模、成立年限及行业因素后，从事贸易的企业“净就业岗位创造率高于非贸易企业”。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测算分析中发现，若扣除二战后贸易带来的收益，2022年美国GDP将减少2.6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19500美元。

贸易政策还通过敦促他国改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监管及反腐败措施，为美国工人创造了公平竞争环境。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仅旨在开放长期对美国商品封闭的重要市场（如日本），还计划在新兴市场国家（如马来西亚和越南）中引入可执行的劳动权利、环境保护与国有企业补贴规则，这些都是“公平贸易”的关键组成部分。实际上，TPP以削减本已较低的美国关税作为诱因，从而促使其他国家采纳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同时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可抗衡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替代方案（特朗普政府上台前，美国的平均适用关税本已相对较低，约为3%，且仅对鞋类、服装、糖类、乳制品和卡车等少数领域实施显著限制）。

然而，此类主张在政治层面始终难以打动人心，因为贸易自由化的益处虽惠及大众却难以被察觉。没有人会在走出沃尔玛时感叹：“多亏了WTO！”与此同时，贸易所带来的代价却集中体现在特定产业中少数工人的切身损失。全球化被归咎于引入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带来的竞争，压低了美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并促使企业将生产转移至海外。

“中国冲击”尤为生动地证明了这种趋势——其影响之剧烈并非源于整体规模，而在于特定社区承受的损失过于集中。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得出结论：1999至2011年间，进口中国产品导致美国约20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其中包括100万制造业岗位。假如从美国整体经济看，这一损失相对有限：每年约有5000万美国工人经历“离职”（含辞职与裁员）。然而，这些损失在地域上高度集中，导致高度依赖特定产业的社区遭受重创——这些产业无法抵御中国进口商品的冲击，企业倒闭效应更蔓延至当地其他经济领域。尽管“创造性破坏”在宏观层面或许有效，但对那些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以新兴产业替代崩溃产业的城镇而言毫无意义。当时社会普遍忽视了制定国内政策的必要性——例如提供有效的工人转型援助、终身学习与技能提升计划、基于地域的经济发展策略等，这些政策本可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地方性冲击。这一政策缺口至今仍未得到充分弥补。

四、“后贸易战”时代的来临

多年来，华盛顿对全球贸易体系缺陷的应对充其量只是权宜之计。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对中国实施广泛关税，对盟友和伙伴国采取定向关税。另外，特朗普第一任期还与中国谈判，达成实质上是买卖协议而非贸易协定的文件，要求中方增加从美国采购大宗商品及其他产品（最终中方并未履行）。

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大部分关税，并追加若干措施。尽管拜登政府质疑对鞋类服装等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从而带来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价值，他仍不愿通过降税“奖励”中国。同时，拜登政府还创新运用出口管制、外资限制及产业政策等手段。尽管这些措施聚焦于半导体、电动汽车等战略产业，但政府官员未能建立明确的框架体系，包括护栏和限制性原则，以防止国家安全关键产品与技术清单无限扩张，最终演变为单一的保护主义政策。诸如《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等倡议旨在拉近各国及其供应链与美国的距离，但由于市场准入问题、政治敏感性过高而无法实现，使得这些倡议的影响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还是呼吁改革WTO而非摧毁它，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基于规则的体系原则行事。相比之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似乎怀有截然不同的目标：其意图无异于拆解全球贸易体系，这根植于总统对单边行动的强烈偏好，以及其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构成“生存威胁”的信念之上。4月2日，在所谓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特朗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宣布对数十个国家征收高达50%的“对等”关税。此后，他屡次改变协议谈判针对的目标，同时试图把关税作为解决移民、芬太尼、乌克兰战争乃至巴西司法体系等非贸易问题的棍棒。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他更试图单方面强加所谓“协议”。

无论关税最终定在多少，当前贸易战的结果几乎必然以贸易壁垒的大幅提高告终。这不仅会加重美国消费者的负担，也对美国企业造成了挑战。如今，美国进口商品中超过半数是中间产品——即最终产品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因此，投入品价格上涨或供应受限将削弱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特朗普首个任期结束后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现象。2018年，特朗普对钢铁征收25%关税，对铝征收10%关税。事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钢铁关税可能使钢铁生产岗位增加约1000个。然而，232条款关税导致美国企业相对于外国竞争对手面临更高的投入成本，那些原材料为钢铁或铝的企业可能因此减少了7.5万个制造业岗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计算发现，自2017年以来，美国钢铁行业生产率（即每小时产出）下降了32%。若特朗普政府旨在创造更多制造业岗位，其政策手段恐将适得其反。

此外，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性效仿——其他国家效仿美国，自行加征关税并实施限制措施。若各国实施报复，美国出口（包括农产品）必将受损。效仿行为可能还包括像美国那样，以“紧急状态”和“国家安全”为由大幅扩大贸易武器化的范围。美国一贯的立场是，没有其他国家有权界定什么属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但直到近年以前，美国极少动用“国家安全”的理由。特朗普政府则大幅拓展了这一工具的使用范围，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铝、汽车加征限制措施，甚至波及亲密盟友。其他国家随后纷纷效仿。2024年，WTO中引用“国家安全”理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措施创下纪录，达95项，涵盖商品从可可豆、酒精饮料到动物饲料等五花八门。

加剧这一切代价的，是特朗普式策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当消费者、企业与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未来可能面临的关税或贸易措施感到不确定时，他们往往选择观望而非投入。而关税导致增长放缓甚至触发经济衰退的潜在影响，可能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因此，美国如今处于一场大规模实验的中心——这个实验正在质疑经济学与全球贸易的长期共识，其结果是短期代价显著，长期收益不确定。特朗普政府实际上颠覆了贸易的政治经济逻辑：其政策的代价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立竿见影、切身可感的，而其所承诺的益处，即便最终实现，也可能只惠及少数工人，且要在数年后方能见效。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美国公众是否愿意为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再工业化愿景”而接受当前的痛苦与牺牲。但无论最终政治反弹有多强烈，我们都无法回到过去那个曾经存在的全球贸易体系。

五、离心力

鉴于二十世纪上半叶贸易及其他领域的历史经验，国际合作显然比肆意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更能取得良好成果。然而，当今的贸易政策却重返一种“强权为王”的权力政治模式。美国之所以单边行事，是因为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消费市场，它有能力这么做。

这种趋势可能蔓延，引发单边主义与交易主义的恶性循环，极易失控。部分国家或效仿美国当前做法，公开拒绝基于规则的体系。不断增加的贸易壁垒将抑制增长、损害生产力。掏空国际贸易规则将制造不确定性和摩擦，进而引发动荡与冲突。

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经济可能重现二战前体系的特征——一个频繁将贸易作为武器的体系。对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经济体而言，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滥用和对约束的漠视带来的短期收益，看似能抵消成本，但长期来看，很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此同时，体量较小且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将发现自身市场不足以用同样方式使用关税及其他贸易限制手段。

无论中美采取何种行动，其他政府最初可能竭力维持旧贸易秩序，因为它们深知彻底放弃该体系将意味着重返“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世界。对某些国家而言，这种努力反映了对多边、基于规则的体系的意识形态承诺。例如“欧洲一体化”进程植根于规则与监管整合理念，这使得欧盟难以推行完全单边主义的战略。发展中国家则缺乏影响主要贸易伙伴的实力与杠杆，因此需要长期依赖于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以谋求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的国家联盟，继续呼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寄希望于美国最终回归该体系，而中国则调整其经济战略以与之接轨。这一努力的展开路径，很可能会类似气候变化治理机制：部分国家围绕一套规则展开合作，而最关键的一些国家则各行其是。而就像气候问题一样，这个秉持规则的国家联盟最终也可能难免感到挫败。

六、“自愿”联盟

若“无政府状态”的贸易体系不可取，而回归原状又不可能，那么就只剩下一个明确的任务：在全球经济正脱离完全基于多边规则的体系之际，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体系。最可行的方案，是围绕“开放式多边主义”构建新体系：一系列在特定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在某些领域达成高标准的合作协议，并对其他具备相似利益与能力的国家保持开放。

对一些国家，这类联盟可聚焦贸易自由化，基于共同意愿为彼此提供全部或部分市场准入，以促进一体化进程和提升经济效率。对其他国家，联盟可成为推进监管协调或应对新兴议题（如人工智能）的渠道，即使是以非正式且无约束力的方式运作——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立的国际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该机构负责协调国际金融监管建议。任何政府若认为在相关议题上妥协的成本大于收益，均可选择不加入。

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相似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联盟可围绕技术转让和产业政策展开协调——换言之，其核心是制定限制贸易而非促进贸易的共同策略。例如，联盟可劝阻成员国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进口特定产品和服务（如电信基础设施），同时鼓励成员国间建立安全供应链；或统一出口管制标准，制定国家补贴使用的共同规则。类似前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拉什·多希（Rush Doshi）近期的建议，美国可牵头建立一个应对中国规模挑战的集体产业基础联盟。

美国应如何激励各国加入此类联盟？目前来看，传统贸易自由化协议的谈判似乎已从政治议程中消失。威胁加征关税——即挥舞“棍棒”而非“胡萝卜”——或许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但要维持联盟的长期稳定，其他成员国必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与美国结盟，而不是在中美之间采取观望、两边下注的策略。

其中一个选项是利用美国在创新方面的独特环境优势——世界顶尖大学、研发投资、法治环境、深厚的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渠道及创业文化等。尽管特朗普政府政策正威胁着这些优势，但从长远看，维持美国科技领导力的价值不言而喻，尤其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的创新环境可能演变，但终将存续。若干国家可组成联盟，通过在更广泛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上达成共识，换取优先获取这些机遇及成员提供的其他资源。

此类联盟将保持开放性，凡有能力且愿意遵守标准的国家均可加入。部分联盟规模可能较小，例如聚焦保障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可能包括日本、荷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另一些联盟则可能代表更广泛的国家群体，致力于确立更广泛的贸易与投资规则，例如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最终敲定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即TPP的后续协议。这些联盟的成员可能随着时间扩大，并且不同联盟之间也可能出现重叠成员。

在中方经济战略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中国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成为与美国合作的此类联盟成员（尽管在全球公共产品领域如疫情应对方面可能存在合作空间）。当然，随着人口结构、金融压力等因素的推动，中国政策制定者今后或许会出于自身考虑调整战略。而一个与盟友共同建立的开放式多边结构，可能会加快这一转变的步伐。但经过多年尝试，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今应当保持清醒，不要再高估自身直接说服中国转变战略的能力，而应将重心转向通过外部环境塑造影响中国行为。

在此格局下，WTO可能彻底消亡，也可能以残缺形态存续——仅服务于那些无更具吸引力联盟可加入的国家。它也可能转型为技术规则制定平台，或仅为自愿参与的国家提供争端解决服务。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将继续存在，并可能成为更大规模联盟的基础，例如欧盟未来可能效仿英国加入CPTPP。

开放式多边主义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它不需要满足所有国家一致同意的门槛，避免了“一票否决”所带来的制度僵局，让有共识、有能力的国家可在特定议题上先行推进，并随着新议题与新成员的出现不断调整扩展。从经济效率角度看，这是一种“次优解”——其好处仅限于联盟成员之间共享，标志性的“最惠国待遇（MFN）”原则将被抛诸脑后。量身定制的多边协议可能因结构复杂而效率低下，如同双边贸易协定构成的混乱局面。尽管这种网络体系比多边贸易体系更为复杂，但政治可持续性可能更强。这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务实之策：在缺乏基于多边规则的体系时，至少保留部分规则与合作秩序。

七、风暴将至

无论战后全球贸易体系在经济增长、减贫、消费者福利等方面带来了多少益处，归根结底，它既有赢家，也有输家。这些成本与收益从未被均等地分配，而决策者对分配性问题的关注也常常不足。即使在最理想的制度设计下，这些负面影响仍将存在，因此，找到更好的应对机制至关重要。任何新贸易体系都必须配套一整套国内政策，以确保美国工人和各地社区能够在快速变化的经济中茁壮成长——无论这种变化来自贸易、技术还是移民。过去的政府曾在地方经济发展和工人再培训方面做出过一些尝试，但这些举措从未达到所需的优先级与执行力度。

在特朗普贸易战之后，此类政策可能显得更为迫切。当前政策在经济增长、通胀和生产力方面的代价，很可能主要由特朗普声称要保护的群体承担。低收入美国人将收入中不成比例的大部分用于进口商品；而雇佣蓝领工人的制造业行业则依赖进口中间产品；此外，农民与牧场主的收入高度依赖他国是否进行贸易报复，这使他们对当前政策的外溢影响格外脆弱。

与此同时，AI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也已迫在眉睫，其影响可能远超全球化。所谓的“中国冲击”在1999至2011年间造成约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流失；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相似时间尺度内可能会消灭数千万个岗位。因此，在聚焦关税之余，政策制定者至少应投入同等精力应对AI所驱动的美国劳动力结构重组。如同贸易一样，AI的益处可能被广泛分享——但不同的是，其代价也可能同样广泛分布。

本文译者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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