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于2002年正式启动自贸区建设，并推进自贸区于2010年全面建成、2019年实现2.0版升级，广泛期待的3.0版谈判已全面完成并将于年内签署议定书。随着合作稳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度红利进一步释放，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不断拓宽，层次不断加深。
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的战略意义？如何准确把握亚洲经济发展新趋势？围绕这些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日前接受《中国东盟报道》专访，深入阐述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的战略意义、亚洲价值观的当代启示及亚洲世纪的发展前景。
一、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构建与意义
中国东盟报道：
您提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招。我们该如何理解东盟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角色转变？建立共同市场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郑永年：
“工厂”和“市场”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如果没有工厂，市场也不牢靠。这里有两个重要案例：英国和美国。英国一度制造业非常强大，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撒切尔上台后，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和放松金融管制，决策层认为金融最赚钱，于是做出了脱实向虚的决策。美国也是如此，里根上台前美国是最强大的制造业大国，之后同样转向金融。现在美国光有市场，不生产，光消费。英国也是如此。
我们提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就是因为中国跟东盟之间的制造业非常强大。如果形成一个共同市场，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市场都会成倍增长。
中国东盟报道：
这种共同市场建设将如何影响东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郑永年：
东盟国家中，除了新加坡是发达经济体，其他9个都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需要继续工业化。像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早期主要通过出口导向发展，马来西亚、印尼等经济体也主要面向西方经济体做加工业。现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东盟国家有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如果形成共同市场，将对东盟的工业化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是联合国工业统计部门中工业部门最齐全的国家，高中低端所有产业都有。如果跟东盟的制造业市场结合起来，就能有效帮助东盟国家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也是我们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物质基础。
中国东盟报道：
近年来中国—东盟产供链受到反全球化等外部冲击，下一步在增强产供链韧性方面应该怎么做？
郑永年：
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出海到东盟国家，东盟国家企业也在中国布局供应链，双方互相依赖。美国要求东盟国家不跟中国做生意，但其目标是本国再工业化，并不会帮助东盟国家实现工业化，那么东盟就会出现去工业化过程，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都不利于东盟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所以，未来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会影响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决定了东盟如何继续工业化、建立现代工业体系。
二、亚洲价值观与“亚洲世纪”
中国东盟报道：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但东盟国家不同文明间却相对和谐，这是为什么？
郑永年：
亨廷顿提出的命题是错误的。欧洲国家同一个文明，同样的政治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而一战、二战都是在欧洲爆发。东盟国家汇聚了不同文明和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等，但东盟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冲突。我们与东盟就是“和而不同”，和谐中也存在差异。
东盟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与西方不同，是“共识政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西方是10个人里6个人赞同，其他4个人的利益就不用管了。东盟国家是10个国家都要达成共识，有了共识再行动。基于共识的政策更可持续、更有效，因为它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
中国东盟报道：
现在让我们扩大到亚洲。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亚洲是一个“他者”概念，而亚洲价值观在西方眼中常被视为“东方专制主义”或“集体主义”。您如何理解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
我专门写过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对东方有固定看法，从波斯到远东都被视为一体。但实际上，从近东、中东到远东差异很大。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亚洲概念，尤其是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文化上交流很多。东亚是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到了东南亚，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融合得很好。
经济上更不用说，虽然东北亚国家没有像欧盟那样的制度体系，但实际经贸互相依赖程度并不比他们低。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第4、7任总理马哈蒂尔都曾提出亚洲价值观。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和东盟都有共同利益。东盟国家生活着大量华人移民，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文化在东盟国家相处融洽，互相融合，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我们共享着同一套亚洲价值观和亚洲文明。
中国东盟报道：
您认为“亚洲世纪”已经到来了吗？实现亚洲世纪愿景面临哪些挑战？
郑永年：
亚洲世纪实际上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1990年我去美国普林斯顿读书时，老师就让我们读一本欧洲人写的《亚太世纪》。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亚洲的地位一直在上升。美国以前是跨大西洋国家，但从80年代开始，美国号称自己在地理上也是亚太国家。
东盟国家展现了足够的智慧。美国从奥巴马时期推行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开始，在中国周边搞了很多小圈子，企图分化东盟，但东盟作为一个集体做出了正确决策，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从1.0版进化到今天的3.0版，发展迅速，我认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指日可待。
三、中国叙事与全球战略
中国东盟报道：
特朗普重返白宫，提出“美国优先”叙事，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形成对立。您曾提出“特朗普机遇”，这对中国叙事拓展全球是机遇还是挑战？
郑永年：
叙事非常重要。欧洲人和二战后的美国人很擅长这个，但我们受儒家文化影响，只顾踏踏实实干活，不太注重话语权塑造。李光耀和马哈蒂尔提出亚洲价值观时已涉及亚洲叙事问题。王赓武先生说，亚洲要做叙事，只有两个国家最可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但中国更有可能，因为印度10%说英文的人完全西化，一旦西化就很难构建基于自身实践经验的话语。
中国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式心态，基于亚洲共识政治，以开放心态塑造亚洲叙事。
中国东盟报道：
特朗普上台后，您提出中国应实行“单边开放”，这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形成对比。如何理解单边开放？
郑永年：
开放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等开放，另一种是单边开放。对等开放即“只有你向我开放了，我才向你开放”。但是，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单边开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再到现在的“走出去”，都是单边开放的表现。
美国表面上是最强调对等开放的，但在实践中一直在根据自己的利益实行单边开放，美国只有当其要强迫落后国家开放市场时才强调对等开放。正因为美国实行单边开放，它吸引了世界上最好的资本、最好的人才、最高端的技术。美国现在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一代、二代移民创造的。美国经济发展快不光是美国人做的贡献，是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在为美国做贡献。
单边开放是中国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好的公共产品，赋予全球化新的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西方某些势力的逆全球化力量。从长期看，中国基于多边主义之上的单边开放政策能够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条件，越来越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中国东盟报道：
您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的战略压力是加大还是减小了？
郑永年：
我觉得减小了。比较拜登和特朗普时期，拜登时期美国三条战线同时围堵中国：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贸科技。现在特朗普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对推行美国式民主、地缘政治也不感兴趣。特朗普这样做一方面与个人偏好有关，另一方面也因美国力不从心。特朗普曾说美国把中东炸个遍，花了几万亿美元，如果这些钱放在美国搞基础设施建设，今天的美国可能不一样。
中国东盟报道：
在构建中国叙事时，我们应避免哪些误区？
郑永年：
构建中国叙事，一定要跟其他国家经验结合。如果过度强调特殊性，人家会问“我怎么学？”任何东西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过度强调特殊性而忽视普遍性，人家就难以接受。
我们一定要以更开放的态度塑造亚洲话语，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见到陌生人会有恐惧感，见到长得差不多的人就有安全感。话语也一样，你的话语与他的话语有那么多共同点，大家就觉得有共识。
*本文内容原载于中国东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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