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s:当保护主义抬头,科技供应链被划分“朋友圈”,开放为何反倒成了被攻击的对象?郑永年教授穿透政治纷争的表象,拆解上一波全球化的制度性症结——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的制度建设未能跟上经济一体化的步伐,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两个维度的失衡问题。

因此,郑永年教授倡议,要在开放中共享繁荣,以信任夯实合作根基。唯有让普通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看到切实的未来,开放才具有政治的可持续性。

*本文内容由郑永年教授在第九届进博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致辞稿翻译和整理而成。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与各位相聚上海,共同见证《世界开放报告2026》的发布。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繁荣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为上一波全球化浪潮注入了强劲动力。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一扇敞开的“大门”让人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开门”本身的意义就微乎其微;而要让人真正迈进这扇大门,首先必须让人确信规则会得到恪守。

 

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一主题的核心所在。唯有建立信任、确保人人可及,全球合作才能真正做到包容普惠与可持续发展。然而,我们何以走到了今天这步田地——连“开放”本身也开始遭受攻击与质疑?

 

 

 01   两大“失衡”问题亟待解决

 

上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助力众多国家实现发展,使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贫困。然而,经济一体化的狂飙突进,往往快于合理分配其红利所需的制度建设。

 

在发展的进程中,有两个维度的“失衡”问题亟需我们高度警惕:

 

第一是国家内部之间的失衡。资本跨国流动的难度远低于劳动力。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追逐机遇,而普通劳动者面临的选择却日益收窄。在许多经济体中,极少数群体攫取了不成比例的巨额收益,绝大多数普通人却面临收入停滞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当工厂外迁、产业衰退,整个社区失去的不仅是就业岗位,更是安全感与对未来的希望。在政府未能有力扶持产业调整、促进共同繁荣的地方,经济层面的不安全感将不断加剧社会阶层撕裂,这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土壤。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便源于这种来自普通人群体的不满。在政治上,将内部矛盾甩锅给别国或许轻省顺手,但这丝毫无法解决本国在财富与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失灵。

 

第二是国家之间的失衡。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扩大开放与国际合作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另一些国家却受制于基础设施、专业技能、资金实力或制度能力的匮乏,无法有效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那些在技术和金融领域本就占据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更有能力制定国际规则并汲取全球红利。如果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运转良好的港口或经济实惠的现代交通,那么一份参与全球贸易与分工的“邀请函”对许多欠发达国家而言不过是“一纸空谈”。缺乏这些基础支撑的国家,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和拉开差距的风险。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也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现有秩序公平性的关切。

 

不论是国家内部的失落不满,还是国际之间的挫败焦虑,这两个维度的失衡相互叠加,急剧推高了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声浪,侵蚀着国际开放合作的社会基础与信任基础。

 

放眼全球,“全球左翼”与“全球右翼”分别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应对方案。但在这场政治博弈的表象之下,深层根源是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命题: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究竟应当如何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行公平分配?面对综合能力悬殊的各国,又该如何确保它们能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共同参与?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方案,都必须同时直面并回答这两个问题。

 

这些紧张态势也在不断侵蚀国际社会对共同规则的信任。一旦国际承诺因个别国家的政治权宜而随时动摇,多边合作的可预期性就会降低,市场准入就会充满不确定性。这种“排他主义”盛行的结果,最终将削弱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全球合作。

 

 

 02   中国会坚持包容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

 

这就谈到了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肩负着特殊的时代责任。两国的战略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全球合作是继续保持开放包容,还是蜕变为一个个排他性的封闭“俱乐部”。

 

我们可以注意到,华盛顿正在采取一种日益内向且防御性的战略姿态。诸如“硅和平”(Pax Silica)之类的倡议,试图完全围绕所谓“受信任的伙伴”来重塑全球科技与半导体供应链。盟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固然有其逻辑,但真正的危险在于:“信任”变成了政治站队的意识形态审查,而其他国家则被永久排除在外。一旦如此,广大中小国家将被迫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全球企业将不得不应对互不兼容的平行体系,全球的发展机遇也将被大幅压缩。

 

中国将继续扩大其合作的朋友圈,这意味着保持市场对外开放、张开双臂欢迎外来投资,并跨越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与各国展开建设性合作。

 

为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和理由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完全不必坐等其他国家先迈出第一步。“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那些过去在全球市场中艰难边缘化的国家建立联通。更加完善的交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助力这些国家扩大外贸、吸引投资、创造就业。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应当是切实可行的项目、对当地就业的拉动以及当地自主生产能力的显著增强。我们必须将财政可持续性与环境可持续性全面融入合作之中。这些才是建立长久国际互信的坚实基石。

 

我认为,当今的大国博弈不应重演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式阵营对立。当年的苏联运行的是一套与西方市场完全割裂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而今日之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与贸易网络,中国拥有维护这些紧密联系的强烈内在动力与国家利益。

 

中国所秉持的包容性开放路径,有助于防止世界分裂为两大相互封闭隔绝的经济体系。当然,最终的走向将取决于各方的抉择,其中也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抉择。

 

我们需要在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重新夯实开放的根基。在对内层面,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各领域“软基础设施”必须发挥托底作用,帮助普通民众适应变革并共享繁荣红利。劳动者需要切实可行的转型发展机会,社区需要一个看得见、可预期的未来。

 

在对外层面,各国需要具备开展贸易与自主发展的实际能力。国际合作应当致力于赋能并提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基础最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各方都需要稳定可靠的国际规则。当国际承诺得到恪守、争端在协商一致的多边机制下妥善解决、大国身体力行承担起其要求别国遵守的国际义务时,国际互信便会不断深化。

 

唯有当普通民众能在开放进程中看到自身的未来,开放才具有政治上的可持续性。关起国门绝不可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失灵与挫折。我们必须在坚持开放的过程中解决前进的问题。

 

让我们始终敞开大门,帮助更多人走向这扇大门,并给予他们充满信心地迈入大门的理由!

 

谢谢大家。

 

GBA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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