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尧：极化与暴力正将西方推入新的动荡周期

一、引言

现在的世界同时表现为保守派右翼政治势力的全面崛起、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支离破碎和旧国际秩序的大面积坍塌，而这正是我国现如今所面临的一个极恶劣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巴以冲突、俄乌战争、缅甸内战等多地战乱不断削弱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即时传播又放大了远端暴力的情绪冲击，使社会对立、焦虑与极化趋势不断加剧。我们必须警示战争对公共秩序与正义价值观的系统性破坏，这是波及整个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

在此之下，多国内部所积压的矛盾都在发酵形成更大规模的骚乱。在欧洲：法国一年内两任总理倒台，大规模抗议持续不息；英国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与反示威对冲；意大利多城围绕民生与产业矛盾爆发全国性罢工。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和亚洲的日本、印尼、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国都存在大规模游行示威。

就西方民主世界的内部动乱而言，美国表现最为典型。通过贯连分析近期美国的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冲突与对立，以及并行审视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也存在的相类似的结构性对抗：本文认为，这一轮政治极化的直接驱动在于民主政治协调机制在关键环节的失灵，使社会偏好无法被稳定调和并转化为可执行、可预期的政策，从而诱发动员升级与暴力外溢。

二、美国的政治极化危机：民主政治协调机制的系统性失灵

当前，美国正经历着政治极化危机：围绕移民、安全、言论自由等议题的左右翼竞争从“政见分歧”升级为“民主价值观解释权之争”。其直接后果是美国政治协商空间收缩、政府治理成本上升、全国政策不稳定性加剧；间接后果是美国社会动乱加剧与国家分裂风险的不断积蓄。

（一）右翼在政治暴力震荡下的动员与司法制衡

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于9月10日在犹他州奥勒姆市（Orem）户外活动现场遭狙击手刺杀身亡。总统特朗普当即发文悼念，同时要求全境降半旗，后在10月14日追授柯克“总统自由勋章”。当地时间9月21日，特朗普总统、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在亚利桑那州格兰岱尔市为柯克举行追悼大会，大规模民众也参加了悼念仪式；多家电视媒体与网络平台同步直播，美联社发布了报道。在追悼会与媒体访问中，特朗普将柯克定位为“自由殉道者”，把矛头指向“激进左翼”；同时称要“降低暴力言论的温度”。除此之外，追悼会前后一周内，多州校园与城市举行烛光里守夜与祈祷会（华盛顿特区、明尼苏达州、亚利桑那州、印第安纳州、佛州等），呈现出全境内分布式的悼念景象。

柯克曾支持严苛的边境执法与选民身份证制度、反对堕胎、力挺持枪权，长期抨击校园“觉醒”议程、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公平和包容）与“批判性种族理论”，反对疫情期间的强制佩戴口罩与疫苗接种规定，主张限制跨性别政策，反对所谓的“激进气候政策”，且多次公开质疑2020年大选程序的公正性。柯克的政治活动主线是以校园保守派动员与青年外联为核心（搭建全国校园网络、举办大型集会辩论与网络传播），他曾是特朗普2024年竞选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之一，负责组织青年选民与基层拉票，并在执政期间不断通过媒体与校园网络为特朗普政府的议题持续造势，不断巩固基层支持并培育候选人。可以说，柯克曾是特朗普政府连接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一座关键桥梁。

柯克枪杀案被视为美国政治暴力加剧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事件广泛引发有关言论活动保护与极端主义关系的讨论，并进一步将“政治对立如何侵蚀社会信任与公共安全”推向舆论中心。进一步看，“言论自由”曾是民主政治体现包容性与吸纳异见的标志性工具，但在当下极化语境中却日益成为加深种族仇恨、激化对立乃至煽动暴力的“护身符”和“催化剂”。

与此同时，右翼政治近期动态呈现“强硬治安与移民议程”与“受司法制衡”的并行态势：在柯克遇害引发全国震动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共和党要员高调谴责政治暴力，继续以“法与秩序”框架凝聚支持者。但是，右翼势力在政策推进层面则屡遭司法阻滞：首先是西雅图联邦法官发布全国性禁令叫停来自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拟将无证移民子女排除在Head Start学前项目之外的政策，裁定已于9月11日生效，且与罗德岛法院更早的区域性禁令相互呼应。其次是亚利桑那联邦法官在9月11至13日临时阻止遣返多名未成年非法移民，并要求进一步审查程序正当性。上述进展表明，在近期政治暴力冲击的背景下，美国右翼通过“法律与秩序”叙事强化群众动员，但在政策推进层面持续遭遇联邦司法制衡，呈现“动员增强但落地受限”的格局。

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国会-法院”的分权制度本应通过集体表决实现强制协商，并一定程度上地调和政见冲突；然而在当前极化态势下，该机制已逐渐演变为党派政治的主战场。同时，联邦制与合作联邦主义的运行模式则导致全国性政策碎片化，并引发跨州冲突与程序性对抗等多重困局。

（二）左翼再动员：巴以叙事与工运回潮

就近期而言，美国左翼团体的背书与年轻及进步阵营的动员正在推升其关键政治人物的竞选势头。于9月9日发布的纽约时报/锡耶纳学院民调显示，左翼州议员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在纽约市长选举中以46%支持率领跑。他在巴以议题上强烈抨击以色列，为“全球化起义”口号辩护。民调显示他被视为“最能回应巴以冲突”的候选人（43%），在18～29岁的选民中支持率高达70%。与此同时，来自亲以组织的7月调查显示，犹太裔选民对其评价高度两极化：约六成反对且逾半担忧其当选将恶化该地区的安全环境。

查理克特曾在右翼中以非官方身份积累群众动员经验，而在左翼中也有通过基层动员在体制内孕育出代表性人物与新政治模式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AOC现象”。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自2018年在纽约第14选区民主党初选中爆冷击败党内三号人物乔·克劳利（Joe Crowley）后，以突出的草根背景和激进的进步议程迅速走向全国政治舞台。她的“绿色新政”将气候、就业、种族与区域不平等打包整合成统一叙事，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听证会“科普”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复杂的政策。同时，她与奥马尔、特莱布、普雷斯利等人结成“Squad”，在民主党内构建起代表年轻左派的品牌化左翼集团；有消息称，她正在为2028年总统竞选或纽约联邦参议员席位竞选做准备。支持者认为她迫使民主党在气候、税收、医疗和产业政策上左移，代表了“价值驱动政治”；批评者则指责其经济政策激进、对增长和治安成本估计不足、加剧两极化。总体来看，AOC现象折射出美国年轻一代与传统政党联盟的对冲：以价值导向和群众运动所驱动的“从街头到体制”的混合策略正在改写现实政治议程与竞选筹资模式。这也标志着美国进步政治面临的关键考验，即如何应对大规模基层动员所积累的民意冲击，以此制定能够协调左右两翼不断极化的社会群体，并长期运行的可持续性政策。

围绕巴以冲突，左翼基层与国会进步派正在形成“议题同频+路径互补”的战略路线：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与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在访问中东后，于9月11日发布报告，明确指称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清洗”，并主张将对以军援设定条件、收紧军售审查。结合在7至8月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在今年大会上通过更为强硬的声援巴勒斯坦的决议，公开呼吁对以色列实施军售禁运，把“停火-禁运-问责”作为基层动员的核心框架，叠加持续抗议，强化对民主党内主流路线的外部压力。总体来看，左翼以“人权合规+预算杠杆+社会动员”为组合，将有关巴以议题的政治主张推向立法环节。

在美国内部的左翼叙事中，劳工与工会议题也是高动员度主战场：近期防务与航空航天板块的罢工与谈判集中围绕工资、医疗、岗位稳定与排班权等诉求展开。波音防务方面，自8月初起约3,200名圣路易斯地区工人的罢工已进入第三个月：9月10日工会与公司达成五年期临时协议但在9月12日被多数否决，罢工继续；10月16日，代表3,200余名工人的IAM工会已向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提交不公平劳工行为指控。通用电气航空（GE Aerospace）方面，600余名UAW工会成员自8月下旬起罢工，9月13日宣布就五年期合同达成临时协议并于9月19日投票批准，9月21日起分批复工。上述进展叠加起来，使左翼得以将“改善劳工待遇、重塑企业治理与产业政策”推进至立法层面。

依照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初衷，包含“征求公众意见”的立法机制旨在以程序性参与降低信息不对称，并在规则层面实现各群体之间的利益调和；但如今该机制却在自由主义左翼与保守主义右翼的意识形态分化下本末倒置，进而演变成为斗争的武器。再加上全国性禁令频发造成的“朝令夕改”，导致政府执政效能下降、企业合规成本增加与社会分歧固化，其核心协调功能已然极度失灵。

概括地说，美国极化危机的根本症结是民主政治协调机制的系统性失灵；具体表现为：言论自由被意识形态裹挟、分权制度被党派政治滥用、联邦制导致“央地对抗”、行政立法程序陷入混乱等。近期，美国政治生态表现为左右翼社会动员增强但实际政策难落地，随即引发国家治理成本上升、社会信任崩塌和政见对立被制度放大并自我强化。这一恶性循环日益固化，使美国社会进入“高动员、低治理、高风险”的新常态。

三、美国的社会动荡危机：暴力民粹主义和治安失序

在美国的社会层面，罪案的激增和失效的治安系统形成双重压力。当前美国罪案中的主要两类尤为显著突出，一是政治暴力罪案，二是仇恨犯罪；该两类犯罪率均为历史高位。芝加哥大学最新调查证明美国由左右翼意识形态共同驱动的政治暴力达到历史性高位；联邦调查局最新公布的全美仇恨犯罪数据显示为历史第二高；另外，针对执法人员的袭击创近10年新高。以上种种皆表明美国政治极化的深化，正全面外溢为社会暴力与治安危机。

（一）政治暴力新常态：暴力民粹主义

在政治协商机制失灵之后，极少数美国民众或被迫转向使用暴力以表达其政治诉求。这是导致政治极化失控的另一特征：美国政治暴力案件的数量和严重性同步激增。近期就关键政要的针对性犯罪包括：4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州长官邸遭嫌疑人投掷燃烧瓶；6月14日，一名男子伪装成警察在明尼苏达州先后闯入两名民主党籍议员的住所行凶，造成两人遇害，两人受伤。柯克枪杀案只是美国近年来政治暴力不断加剧的众多案例中的其中之一，近期多重案件皆表明美国正处于一个“暴力民粹主义”的时代。

一方面政治暴力达历史高位且持续恶化，另一方面政治人物所引发的对立外溢成为其支持者群体之间的对立。在6月全美针对特朗普政府举行的“No Kings”（“不要君王”）示威期间，美国各地又发生了一连串暴力或险些酿成暴力的事件：在犹他州，一名男子持步枪向示威者冲去，与一名持枪“安全志愿者”发生交火，造成一死一伤；在加利福尼亚州，示威者包围一辆汽车时，司机加速驶进人群，造成多人受伤；在亚利桑那州，一名男子因对示威者挥舞手枪而被捕。其第二轮全美抗议在10月18日开始，组织方称约700万人在2600-2700场活动中走上街头，规模超过6月首轮。

当前态势的显著特征是持左右两翼立场的施暴者皆有，随着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对体制失灵感到挫败与无助，政治暴力的频率与严重性正在显著上升。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有民调显示有2%的民主党人和3%的共和党人在一般情况下支持对反对党领袖施暴，但若认为对方推行“有害或剥削性政策”，该支持率则上升至约10%。这表明，尽管大多数人反对政治暴力，但仍有近一成受访者表示赞同。无论偏左还是偏右的美国人，对“以武力达成政治目的”的支持率都在上升，政治暴力行为变得愈发有预谋，美国正处于一个政治暗杀、暗杀未遂和暴力抗议的历史高峰期。

舆论层面的煽动性暴力言论更加常态化，公众的神经在不断地刺激下愈发麻木，社会对暴力行径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如前文所述，美国社会不仅陷入两极分化，还在形成明显可见的“动员化集团”，两翼集团的煽动性政治修辞可能促成更多的暴力，并不断造成越发恶劣的政治暴力事件，美国的治安新常态正逐步演化成“暴力民粹主义”。

（二）极端暴力高发与公共安全失序

与政治极化并行的是，美国社会近期重大暴力案件呈现高频、跨场景特征，仇恨犯罪率达历史高位，同时案情之恶劣骇人听闻。

美国近期枪支暴力频发、青少年激进化加剧，叠加群体心理健康隐患，公共安全的脆弱性不断受到威胁。8月27日，明尼阿波利斯报喜天主教堂在学校弥撒期间遭遇大规模枪击，致2名儿童遇难、21人中弹受伤，嫌疑人当场自尽；9月10日，科罗拉多州埃弗格林高中发生校园枪击，一名16岁在校生持手枪击中两名同学后自杀，警方称其受到互联网极端主义内容的影响。加之查理·柯克和今年7月特朗普遭到的枪击刺杀的情况，上述近案与既往重大事件相叠加，不断加剧着美国民众对政府枪支暴力治理能力的质疑。

需要指出，枪支暴力仅为美国近期暴力案件的一类表现，其他形态的仇恨犯罪与恶性暴力同样频发。8月22日，一名乌克兰难民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乘坐轻轨时遭一男子无故持刀袭击，颈部重伤当场身亡；受害者于2022年为躲避俄乌战争去到美国，嫌疑人已被当地检方以一级谋杀罪起诉，最高面临死刑。9月10日，德州达拉斯一汽车旅馆内的纠纷升级为极端砍杀案件，嫌疑人将被害人当众斩首，并将其头颅踢动两次后丢进垃圾桶，嫌疑人已被捕且面临谋杀指控。上述个案虽性质各异，却共同引发了美国民众对极端暴力威胁的严重担忧，同时揭示了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严峻治安危机。

同时，由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深度参与，外部危机也直接加剧了其内部的对立矛盾，从而进一步恶化治安局势。比如，巴以冲突无疑是矛盾主要来源之一。两党参议员反犹特设小组援引FBI数据指出：反犹太仇恨犯罪在2024年同比上升近6%，并创下FBI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宗教偏见事件整体上涨3.1%，其中69%为反犹倾向。具体案例包括：5月21日，华盛顿特区首都犹太博物馆外发生枪击，致两名以色列使馆工作人员遇害；6月1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亲以活动现场遭投掷燃烧瓶与简易喷火装置袭击；9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婚礼现场突发枪击致一死两伤，枪手曾呼喊“解放巴勒斯坦”。此类案例皆反映出外部冲突与高度分裂的社会议题持续激化美国的国内紧张，许多暴力动机已经超出传统左右政治谱系，进而表现为反体制或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美国社会的治安危机因此不再是单一的法律问题，而是一种政治心理与社会情绪的系统性失序。

现如今，美国政府既无能调和对立群体之间的政见矛盾，也无力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同时也让自身陷入执政效率不断下降和执政程序逐步僵化的泥潭，美国陷入了“情绪化治理失效”的结构性困境。在暴力事件触发的高压舆情下，政府决策更趋短期化与碎片化，难以恢复社会信任或维护安全秩序。若此趋势持续，美国可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高动员与高暴力并存”的不稳定常态。

四、近西方民主世界的内部分裂和国际秩序的大面积坍塌

政治极化的恶果也不单体现在美国，而是蔓延至意大利、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主要民主国家，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世界都面临相似的困局。例如围绕加沙议题所产生的社会分歧，在意大利形成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与罢工。左翼与基层工会把反战诉求与劳工处境相结合，发起了全国24小时罢工、阻断港口与铁路、车站静坐等行动，其核心诉求是声援加沙，要求当局停止对以军贸并承认巴勒斯坦国。同时，示威者反对政府与企业把财政紧缩与物价压力转嫁给劳工，要求涨薪与保障公共服务。当局谴责游行暴力，同时对承认巴勒斯坦有所保留，这进一步激化了左翼“劳工、反战、反右”的动员叙事。

今年七月开始，英国的大规模街头政治以右翼动员为主线，掀起反移民浪潮。反移民集会从埃平、诺福克、伦敦等地多点蔓延，其间多次与反种族主义团体形成激烈对峙。据估算，在9月15日前后举行的游行规模在11万至15万人之间。期间，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出现了投掷物品、冲闯隔离带等行为。首相斯塔默用“塑料爱国主义”谴责相关暴力行为，内政大臣等也公开批评相关煽动性言论；同时，主流与右翼政界围绕“言论自由”出现意见分歧。同月7日，伦敦的“反对反犹主义大游行”号称超七万人参加，这也被右翼与中右翼视作对治安与文明价值的捍卫。

法国近期以“反紧缩”为主轴爆发大规模罢工，全国铁路、医疗、教育同步受扰，数百人被捕并有警员受伤。右翼阵营借势推进其叙事框架：把财政危机归因于国家债务失控与官僚浪费，主张减税与削减基层公共服务，并对抗工会诉求；在政治上对总理勒科尔努穷追不舍，同时在街头保持动员，以求对政府预算议程的最大限度施压。

同期，澳大利亚爆发的大规模动员围绕多重主线。一是“亲巴全国游行”在澳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后再度放大；二是反大规模移民集会；三是因生活成本抬高与住房挤压的跨城示威。澳洲右翼团体的话语主轴是：扩大对巴人道援助、增加对以制裁、实施双向军贸禁运；把高移民人数与住房、治安压力直接关联，主张收紧签证与边境，优先照顾本地福利与公共服务；同时捍卫“爱国、法治、反极端化”口号的合理正当性，以对冲中左政府在对外与移民政策上的“失衡”。

在日本，高市早苗在10月5日被自民党选为新任党首，10月21日在国会指名后出任首相。多家主流媒体以“右派／超保守（ultra-conservative）”来描述她的立场：对华强硬、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主张推动宪法改革、反对同性婚姻与夫妇分姓、支持男性优先皇位继承等。其上台恐将联动美国印太战略加剧对华的战略针对。

和美国一样，西方民主国家集体面临治理失灵、社会断层与制度疲软的多重危机。这轮极化浪潮的本质，是以制度功能衰退为核心的系统性危机；且极化分裂的现行态势必然进一步加剧西方民主世界集体“向右转”的结构性对抗。与此同时，特朗普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大肆批评欧洲国家左派移民与能源政策这一行为，则进一步加剧着民主世界的内部分裂。在外部挑战与内部矛盾交织下，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正呈现整体衰退迹象，国际秩序的协调基础被侵蚀，跨国合作能力急剧削弱。昔日的“民主共识”与“制度自信”正加速瓦解，世界正进入一个以制度失效、对抗升级与秩序坍塌为特征的新的动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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